戴寶村 老師 簡歷
系友戴寶村教授，1954年生，新北市三芝區人，1977年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學士，1983年以〈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為題取得碩士學位，1988年以〈近代台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為題獲得博士學位。曾任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中央大學歷史所教授，現任政治大學台史所教授。並先後於中興大學、台灣科技大學、中原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北藝術大學、台北教育大學等校兼課。
研究議題涵蓋清代、日治、戰後的臺灣，包含海洋史、交通史、產業史、家族史、文化史、政治史、志書編纂等層面，學術領域多元且著作等身。著有《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台灣開發史》（空大）、《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海運》、《台灣歷史人物與事件》、《從台灣諺語看台灣歷史》、《台灣政治史》、《陳中和家族史：從糖業貿易到政經世界》、《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書，及期刊論文數十篇，另主編《小的台灣史》與《小的與一八九五》等書，持續維持研究產能。
曾參與三芝鄉、石門鄉、路竹鄉、鹿港鎮、霧峰鄉、鶯歌鎮、宜蘭縣、台北縣、新竹縣、台中縣、台北市、高雄市等鄉、鎮、縣、市志之修纂，及《臺灣全志》之編撰。並先後擔任過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台灣歷史學會會長、台灣國家山岳協會會長、國史館諮詢委員、國家檔案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文建會文化景觀審議委員、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審查委員、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委員、台北縣文獻諮詢委員、桃園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委員、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顧問等職，目前是台北藝術大學建築古蹟文化資產研究所及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另外還兼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新北市、桃園市及宜蘭縣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等社會服務職務。
鄉村到都市的求學歷程
戴寶村老師，1954年生於昔為巴賽(Basay)平埔族小雞籠社域的台北縣三芝鄉（今新北市三芝區新庒里番社後）。戴家祖先於清代時，從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遷移至此，三芝地區祖籍汀州永定客家人後裔近半，母親即屬永定客家系統。祖、父輩皆為北台灣大墾戶張士箱家族旁支張維塗、張均田的佃農，戰後實施土地改革後才轉變成自耕農，也可算是戰後土改政策下的受益者。從小體驗農村生活的艱苦，並見證台灣農村社會的轉變，使戴老師後來的研究中，對底層社會有較多的關懷，因此撰寫過《高雄市常民生活史》（2004），及策劃《「小的」台灣史》（2012）等書。由於身為老么，在未曾受過教育的父母與學歷不高的兄姐支持下，完成初中學業，並鼓勵戴老師繼續升學。最初，考上北投區的復興高中，算是北區聯招後段學校，但在鄉間考取北聯高中也不容易，可是該校那一年剛好發生刑事案件，傳聞同學之間發生衝突，竟在北投車站將同學殺死，事情傳回三芝鄉下，導致母親覺得恐怖而不同意就讀，因此在家自修一年。
翌年重考，順利考取成功中學。讀到高二時要文理分組，因對人文比較有興趣而選取文組。至於為何會讀歷史，究其因應是受到歷史良師的影響。當時教導歷史的是于鴻霖老師，據說是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1949年隨著政府來台後，即在成功中學教書。由於于老師上課根本不需教科書，坐著授課就可以非常有條理的將歷史脈絡講得非常清楚，讓人印象深刻心生佩服，原來歷史知識可以這樣系統性的講給別人聽。戴老師記得于老師在講解中國史時，其實已經提出後來黃仁宇所說的100公釐等雨線，是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的分隔區，引申出所謂北方邊疆民族南下的因素。當時于老師將歷史與地理結合來說明，也使戴老師後來的歷史研究與教學都會重視整體概念，因此戴老師笑稱，如果余老師會寫學術論文的話，可能比黃仁宇還更早成名。高三將畢業時，文組的鄉村小孩常以未來出路當作優先考量因素，故大學聯考最優先的志願是選擇師範大學。
1973年，戴老師自覺以高三成績狀況對應錄取師大排名較後的公民訓育學系（今「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前身），應是略有失常，其歷史科成績90多分，入學之初由於資訊不足，不知大學聯考科目超過90分可以申請改分發同校相近的系，因此就在原系讀完一年後才轉入歷史系。1977年，大四即將畢業時，原本想回家鄉教學實習，然因三芝國中無缺額，故改選至鄰近的金山國中教書。在教完一學期後，感覺中學教職與自己的志趣不太相符，因此在結束實習前決定報考研究所。
1978年戴老師順利的應屆考取本系碩士班，鑒於當時還未服役，而大四時亦已考取海軍官科的預備軍官，故辦理保留學籍先行入伍，等服完役後再復學就讀。在入伍分發後，戴老師成為基隆海軍造船廠的少尉補給官，1980年從基隆退伍。服役期間，雖然曾有一度猶疑是否要走上學術之路，但最後還是決定完成碩士課程，因此回系就學。就讀本系碩士班後，師從林明德教授，於1983年以〈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為題取得碩士學位，該文經修改後出版列為本系研究所專刊第11號。碩士班就讀期間也回到母校成功中學任教兼課，母校老師也鼓勵戴老師碩士畢業後即是優秀校友，或許可以回母校教書。戴老師回憶當時環境，普遍碩士讀完後，不是繼續攻讀博士，有些人就是進入中研院，但當時的他並無此宏大志向，僅想在碩士畢業回母校高中教書，如此作育英才一輩子也不錯。然而當時到名校高中任教還是有許多內情門路，最後也無法如願，所幸當時有預作準備，因此應屆報考博士班，也如願的被錄取。繼續攻讀本系博士班後，復在林教授的指導下，以〈近代台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為題，於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一路四年大學、三年碩士、五年博士，整整在師大求學12年，算是資深的師大人，一貫作業等於是12年國教了。
讀完博士後，因為沒有門路以及一些政治因素影響，導致就業遭遇困難。當時博士畢業者，都能進大學專任教書，也有進入中研院工作，可是戴老師卻當了兩年的博士浪人。雖然至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系兼任二年（1988-90年），教授大學部及碩士班，卻因某些因素，導致雖然有缺額，卻無法受聘成為專任教師。同時間亦至各大學兼課，如台中的中興大學夜間部、台北的台灣工業技術學院（今台科大）、桃園中壢的中原大學等校，可謂各校教學經驗豐富。之後因政治環境改變，大學教職聘任比較公開透明，1990年終於得以進入設在桃園中壢的國立中央大學，擔任專任副教授，適值籌設該校歷史所，兩年後正式設所，全力發揮長才，指導甚多學生從事台灣史研究，2000年升等為正教授。2004年，因政大與師大同時設立台灣史研究所，考量台北中壢間通勤勞頓，乃轉受聘到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任教至今。
師大的生活與訓練
戴老師大一就讀公訓系時，每天生活讀書之餘，都是在運動、打球、跑步中渡過。由於本來對歷史即感興趣，因此大二就申請轉系，當時李符桐主任面談時認為，戴老師大學聯考歷史科得分很高，大一的中國通史成績亦不錯，加上系上男同學不多，直接了當就接受轉系申請。大二上學期身為轉系生的戴老師，由於剛轉至系上，還未與系上的老師及同學熟識，所以常常上課都坐在教室後排，教授明史的沈明璋老師，還一度誤解戴老師是體育系的學生，為了追求本系女生才天天來上課的趣事。當時的師大，無論全校或是歷史系，向來是女生多過男生，還有很多僑生，這種校園多僑生的特殊現象，在戴老師到鄰近師大的台灣大學旁聽時，亦是如此。後來瞭解原來僑生是政府刻意的安排，利用加分的方式，讓原來的學習背景不同，來到台灣功課比本地生差的僑生，反而大量錄取進入台大、師大等校就讀，使得班級學生數從錄取新生時的3、40位，入學後變成一班有5、60位學生，令人感受到制度上的不公平。
在歷史系求學的過程中，戴老師對系上有些老師印象深刻，如朱雲影老師延續中國「北有北大，南有中央」的傳統，其史學方法與漢字文化圈的亞洲史的概念，使學生有比較大的視野，不會落入讀歷史僅有國別史、斷代史或專題史的侷限。西洋史曾祥和（沈剛伯教授之妻）老師的大師風範，亦是令人嚮往，上課過程讓學生們體會到，一位出自中國社會受過良好教育，很有教養的老師風範，尤其畢業考交卷後，原本互動不多的曾老師還特別鼓勵戴老師，如有機會要繼續攻讀碩士，這句話對戴老師之後報考研究所有很大的影響。上課演講滔滔不絕的李國祁老師，也是讓歷史系學生記憶深刻，尤其是他對學生嚴肅且要求多，培養學生對學問要認真的態度。當時協辦所務的鄭瑞明老師，對戴老師則有亦師亦友般的照顧，尤其當初在金山國中實習期間，雖然錄取研究所，但曾一度不想報到入學，知道此事後的鄭老師，還特別騎車載著師母至國中，勸戴老師一定要回來就學讀完碩士。
另外，當時師大的校園環境，也讓戴老師感受良多。由於師大校園空間不大，管理也很嚴，因此學生們多是乖乖的讀書，並且只在可能的範圍內涉獵各種知識，然後畢業後即從事教職，這是最正常的學生歷程。管理嚴格的校規，除要住校，要參加升旗之外，註冊時還要檢查頭髮，教官要求學生要理髮後才能註冊，讓戴老師感覺不似想像中的大學生活，所以對這種環境產生反抗的心態。由於曾數次不參加升旗而被記申誡，戴老師笑說這是他大學生活的小污點，所以印象很深刻。解嚴之前的大學校園仍受中國國民黨的勢力掌控，當時新生入學訓練的最後一道手續，即是填寫加入國民黨的申請書，戴老師對此並無興趣故而未填。然而竟在一年後，收到國民黨的黨證，當時學長們提出擁有黨證的好處，比如未來擔任教職時想升主任或當校長都是必備條件，或是當兵時可以擔任政戰官，不似步兵排長般須接受野外戰地訓練，還要帶領部隊管理等任務，戴老師不想當陸軍兵種，促使他用功準備預官考試，因為當時只有海軍與空軍才有特種官科。
上述的校園生活，讓戴老師在本系修過中國、西洋、通史、斷代史、專題史等課程，至於對台灣史感興趣，則緣起於師大歷史系學生在拆遷舊圖書館時的搶救舊書過程。當時的師大圖書館收藏一些日本時代台灣史的書，在搬運舊書的過程中，戴老師翻看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志》，以及《大日本地名辭書‧台灣篇》，發現台灣史既然如此廣博，光篇幅就是連橫《台灣通史》的三倍，因此對台灣史產生相當的興趣。擔任學會幹部時還舉辦過「台灣文化週」的活動，後來才知道辦這活動已受到某些「關注」。當時王啟宗老師也在系上開授台灣史課程，並重視史蹟考察，有時也會在已故的民俗學者林衡道等人的帶領下，一起去看古蹟，這些都讓戴老師感覺台灣史是有趣的。因為我們就生長在台灣，很多東西是可以自己親身去經歷的，所以曾和同學一起跑到鹽寮，想像1895年日本近衛師團如何從該處登陸而開始統治台灣，還看到日人所建立的紀念碑（上面部分被拆除），這種歷史感受非常強烈，使戴老師覺得轉系是明確的選擇。由於大學時並無擔任家教，學費、生活費大多是利用暑假中從事勞力工作（如農事、建築工）所賺取，因此在學期中可以利用時間充分讀很多書。然而當年台灣史課程極少，僅能靠閱讀已出版但並不豐富的台灣史書籍，來自修充實個人的台灣史知識。記得當時至圖書館內，閱讀整套的《臺灣省通志稿》與《臺灣省通志》學習台灣史知識。由於通志體例皆是從自然、歷史、政治、經濟，最後談到原住民，通志內講到原住民的部分，都是稱為「同冑志」。全書看得覺得非常有趣，書中不只有描述到漢人，還有原住民與平埔族等族群，也讓戴老師對很多議題感到興趣。也因看到許多地理知識，而培養出喜愛爬山的興趣，而書中甚至提及台灣有冰河地形。另外，求學期間在行政大樓的走廊，還可以看到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標本，約略可知早期讀過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師大前身）的鹿野忠雄，已經縱橫山林去過南湖大山等資訊。
研究領域的選擇與實踐
進入研究所後，自然要選擇研究的方向，之所以將「淡水開港」作為研究主題，主要有下列三項因素。一是受當時的學術環境所影響：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正在推行研究清帝國晚期中國沿海的變遷，台灣也放入在近代區域化的範疇，所以學生們自然會思考這方面的議題。可是歷史研究主要還是要有資料，剛好中研院引進英國的海關資料與領事報告，使戴老師覺得清治後期的台灣近代化領域，是可以被深入發覺與研究的。二是與自己興趣相符合：研究議題主要還是要與自己的興趣相合，從高中求學開始，因為從三芝到台北上學時，一定要路過淡水，因此對淡水有強烈的印象，當地不只有特殊的古蹟、風景以外，還蘊含非常豐富的歷史元素。在一個歷史學的環境中，研究生本身的研究興趣是很重要的，個人的興趣會影響研究方向往哪裡發展，研究本身也是自己某種程度的感性選擇。三是與指導教授有所關係：林明德教授除是本系教師外，亦是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員，本身也有參與近史所的區域化研究，加上林老師是台北縣板橋人的關係，所以會鼓勵學生研究自身所處的台灣史。因此，在史學的環境與自己的興趣結合下，完成碩士論文〈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一文，指導教授也認為碩論寫得不錯，因此爭取在師大出版專刊，這是師大歷史系的一項傳統，會把品質較好的碩博士論文出版為專書，故成為本系專刊第11號。
原本規劃碩士讀完後，抱持著能謀得高中教職也就不錯的想法，但後來卻發現事與願違，因此趕緊準備報考博士班，並且順利考取本系。從考試期間所撰寫的論文研究計畫，到修課過程中的報告，都一直圍繞在港口議題，以為博士論文作準備。最後撰寫博論時，決定將此議題擴大，研究近代台灣的港口市鎮，故而題目訂為「近代台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研究時限上，也往上追溯至清治後期，往下延伸至日本統治的二十世紀二０年代，以基隆與高雄兩地改制為市，代表台灣港口發展指標性的1924年當作研究的下限。之後的研究議題，由於本身對海洋史比較有興趣，所以後來就繼續研究台灣的海運史，2000年完成《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海運》此書，由玉山社出版，該書在當年還獲得金鼎獎的殊榮。當然也持續關心與海洋相關的議題，比如海洋文化的問題，所以在2011年撰寫《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一書。個人研究的主軸雖是海洋史，但比較偏向日本「海事史」的領域（台灣仍稱海洋史）。
另外，在博士求學階段中，當時剛從德國回來教導史學理論與方法等課程的胡昌智老師（現居德國），特別介紹當時歐洲很重要的法國年鑑學派的學術典範發展，使戴老師對研究地中海世界的布勞岱爾等人學說開始產生興趣，亦從年鑑學派中開始去關心所謂的「長期歷史」的研究概念。加上後來衍生出的「新文化史」的觀念，導致個人對政治史領域較無感，而是著重在自然的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文化等層面，所以關懷的議題就擴大延伸。如發展出關心族群的議題，有鑑於三芝鄉有將近一半是客家人，所謂的永定客，因此也關心客家族群，所以與溫振華老師在1998年，共同合寫了一本《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雖然已是早期的著作，但也成為客家研究領域的主要指標性書籍（入門書）。至於從小居住的地名「番社後」所代表的原住民的議題，則是較沒有能力去深究。
在歷史的專門知識培養完成後，戴老師也投入比較實用的史學領域，因此會參與地方志書的編寫，從宜蘭、台北、新竹、台中到高雄等鄉鎮縣市的地方志，由北一路向南發展，均有參與修纂。尤其在博士畢業那年就回饋家鄉，撰寫《三芝鄉志》（1994），而前幾年也才剛編纂高雄市的《路竹鄉志》（2011）。志書編纂亦從最地方的發展到台灣全境，所以這幾年也參與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所主導的《台灣全誌》編纂工作，並且曾經編過教科書，是龍騰出版社高中歷史課本第一冊「台灣史」的主編。這些都是實踐歷史所學的應用表現。
至於在研究時所遭遇的困難，戴老師認為早期的師範大學就是培育師資的大學，尤其公費生制度，畢業就分發去當教師，至少也要服務四年，否則需賠償公費，但相對的工作有保障，會使學生自我設限。所以學生自然會養成不一定要深造，也不一定要出國留學的思維。這樣的學校屬性與受教環境加上校風比較保守，所以學生也比較保守，所以國際視野通常比較欠缺。戴老師以自己為例，由於一直在國內讀書，去國外時多是以旅行、參觀為目的，個人雖然有至伊利諾大學擔任數月的短期訪問學人，勉強感受在國外生活、參訪、作研究、看書的留學經驗。這是師大學生與他校相比時，會比較吃虧的地方，這樣的情形也呈現在本系。如早期碩、博士生的西洋史研究比較缺乏，學生在研究知識上，英文與日文的能力也比較差，雖然會有自學來彌補國外求學的經驗，但基本上還是造成一些侷限，所以只能自謙說自己是「土博士」，僅能從事「本土研究」。當然現在時代改變了，師大的學生已經擺脫以前的狀況。
教學經驗與感想
戴老師於碩士求學期間，即在母校成功中學兼課。在讀完博士後的首份正式教學工作，是以東海大學歷史所的學生為主。之後，無論是在中央大學，還是現在的政治大學，都呈現教學對象兩極化的態勢，授課對象不是歷史系研究所的學生，就是非歷史系的大學部學生。在研究所的課程中，主要是教授海洋史、台灣文化史等專長領域。也會開研究方法與史料的課，教導研究生如何去瞭解研究的狀況，以及關心的議題會有哪些相關史料。另外，還有「台灣文化史」、「方志的理論與實務」、「台灣史導論」等研究所課程。同時，從博士畢業後的二十多年來，先後分別至中興大學、台灣工業技術學院（今台科大）、中原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北藝術大學、台北教育大學等校兼課，可謂移動教學經驗豐富。回想起長期以來的兼課歷程，戴老師記得最初兩年在東海兼任教職時，就同時在中興夜間部、台科大、中原等校兼課。後來轉任中央大學歷史所專任時，還在東海兼課一陣子。之後，就以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為主，該所現在改制為建築古蹟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由於學生多非歷史學出身的學生，但是研究課題卻多跟歷史相關，所以戴老師隔年就會在該所開設「台灣文化史」的課程。最近幾年，因台北教育大學設立台灣文化研究所，在鄰近關係的地利之便下，也至該所開設「台灣文化史」、「清代台灣文獻專題」、「田野調查」等不同類別的課程。基本上，戴老師回想自己所受的訓練，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基礎，清朝統治階段也研究不少，海洋史本身也牽涉日本時代，現代史亦有瞭解，而曾幫助五南出版社撰寫《台灣政治史》（2006）一書，以及後來的從事教科書編纂，算是對台灣史有一個整體的瞭解，所以教學以來開設過很多不同的課程。
雖然教學經驗豐富，但戴老師仍然有些許感慨。回想早期指導的學生，大多是在各大學歷史系裡研究台灣史議題，如中央歷史所設置以後，有很大比率的畢業生是以台灣史研究為主題。前人研究時並無數位典藏的資料，也沒有電腦搜尋這樣方便，但學生研究精神非常認真。可是2004年國內設置台灣史研究所後，卻感覺招收的學生並不見得有很強烈的學習動機，也許是因為台灣史在這20來已經打下基礎，甚至是與現在資料的取得方便有關。但戴老師覺得現在學生的學習產生問題，一是「沒有確立志向」：如果學生只想讀完大學，那歷史的重要性在於「他」是人文學科的基礎，可以將大學所吸收的歷史知識學以致用，與媒體、文化經營、文化資產、專業寫作、教書都有相關。如果要讀研究所的話，很早立定志向者，應該很容易就可以決定研究方向。二是「要有專注性」：可能因為現在資訊爆炸，網路上沒有整理、無系統性的資料，反而會干擾研究者的思考，導致無法有系統的閱讀史料、解讀史料，並且閱讀經典著作。三是「要有敏銳的觀察力與思考能力」：因為歷史學是有史料才有史學，所以研究者要看得懂別人有無錯解史料，閱讀別人的著作，也要明瞭別人的精闢見解，從新發現與新成果中，找到對自己有何影響以及值得借鏡的地方，或是思考如何超越他？最重要的是歷史學是重視實踐的學問，應該將所學加以實踐，如同清人所言的「經世濟用」，這個想法應是做為學生學習的展望。現在的台灣史已成為專業領域，從以前被排斥、被打壓、甚至具有危險性的環境，成為現在號稱的顯學。雖然研究產量很多，可是還需要在研究方法論下功夫，即是有系統性的針對某些議題，做出非常好的成果，還更應該要累積成果來撰寫出非常好的台灣通史寫作，通史不僅只是按照編年形式，也要發展各種主題、專史的研究來呈現成果，才能建立台灣史的典範。
給後輩學弟妹的建議
對大學部而言，師大歷史系在學校排名算領先的，本身歷史悠久，圖書資料豐富，也有很多老師與研究的先行者，可以讓學生追隨，而且位於台北有利的位置，非常方便學生接受各種資訊。大學部的課業並不重，所以歷史系的大學生應該「要努力去培養對這個學門的興趣」，除非轉系，不然還是要培養對歷史的興趣，之後才會想去努力探索，然後才有發現，最終又回饋到發現的樂趣，這樣才會變成不斷的知識追求。同樣的，歷史系要獲得成績非常容易，所以反而要利用空閒的時間把基本功練好，譬如基本的歷史學訓練、方法與相關的社會科學知識。並從認知台灣史開展到整個亞洲史，然後拓展到世界史的知識，雖然台灣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欠缺，可是可以透過網路瞭解到很多。基本功之後就可以考量其他，師大歷史系有項優點，就是「應用歷史學程」，這是其他大學所無的。這個概念戴老師從前就有思考過，他認為歷史系除了台灣史、中國史、東亞史、世界史各領域之外，應該還要有應用歷史的領域，包含如歷史與教育的關係，歷史跟媒體，歷史與專書寫作，歷史與博物館、文物館、文化資產，甚至與影劇的關係，歷史與旅遊觀光結合更是一項利多。因為一大堆的藝術創作都須要應用到歷史，自己如果培養出興趣，把歷史這項人文學門的基礎發揮的淋漓盡致，畢業後還可開拓到其他領域。
對研究生而言，在研究的基礎打好後，要瞭解研究的趨勢，語言能力培養好是必需的。除了通用的英文之外，如能擁有另一門語言能力，如日文、法文、德文等則是更好。而且也不一定要是主流的語言，像現在韓文對亞洲非常重要，韓文不僅因現在韓流所導致的就業關係，以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史來說，現在常討論日本、台灣、韓國三方的關係，但台灣學者大多不懂韓文，雖有日文翻譯，但還是無法閱讀韓文的資料及理解韓國的研究。另外，長期被視為非主流的東南亞語言也非常重要，印尼和馬來話幾乎是相通的，人口又那樣多，台灣的原住民南島語系，幾乎跟他們是同一個系統。而東南亞很多地方都經歷過殖民時代，從早期的大航海至殖民時代，再到近代的殖民，甚至現在的脫殖民狀況，所以如果學會越南文，有助於我們瞭解台灣與東南亞，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最實際的就業問題，很多台商要往東南亞發展，自然需要語言人才，這些都是大學部或是碩士階段可以從事的工作。
碩士階段主要是培養一個基礎，使學生能有獨立研究的能力，能夠有辦法去發掘新的研究議題。這個議題可以出自本身興趣；或是掌握研究回顧後，找出沒人研究的議題；也可以是這個議題已有研究，但有不同的看法，或有新的資料或新的觀點。研究生就是要能夠找到議題，把史料找到，然後很順熟的掌握前人回顧，把論文架構與想法，整個鋪陳寫作出來，碩士論文10萬字內容就足夠清楚論述表達研究的主題。而且求學時間應該盡量努力兩年就畢業，尤其很多推甄入學的研究生，因為論文題目都通過入學評估，然後口試錄取成為研究生，那入學就讀後，應該就要開始寫論文，以二年畢業才不會浪費時間。至於論文撰寫，戴老師提出「種樹理論」，先找一棵樹，就是先有很好的研究回顧與議題，這棵樹就如同論文題目，樹幹就像是論文架構的章節，每個小節就似更小的樹幹，小節裡面的要點就像樹枝一般，把資料透過邏輯脈絡像貼樹葉般的貼在樹上，所以戴老師笑稱：「如果你在冬天的時候，資料都找好了，就開始寫論文，寫到夏天的時候，不就是枝葉繁茂了」。
至於博士班，某種程度這是條不歸路，尤其是人文學科不似理工學門，在任何求學階段都可到公司就業，歷史學門的博士能就業的地方，不是大學就是研究機構，甚至是大型的博物館，如台灣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之類。所以需要好好思考念博士的理由，是否真的對學術保有熱誠，願意花好多年的時間，起碼五年以上甚至更久。博士階段就是要當成一種終身志業，選好一個題目然後可以縱橫發展，甚至有相關性，雖然博士要很專精，但不能讓外人覺得博士只懂那些。博士論文牽涉的領域非常廣，每個議題都會牽涉到時段上下的關係、橫向的關連，甚至還有不同學科學理會加入論述當中，所以博士論文強調他的原創性價值。這樣後續在大學持續研究，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學術典範，並非要多少人能像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或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那般偉大，而是要在博士生研究的某個領域當中，呈現你就是代表這個領域的象徵。戴老師以自身所做的海洋史研究為例，如果有人要研究相關領域，總是多少要先參考研讀戴老師的著作成果，然後再延伸發展。如同戴老師博論是研究港口市鎮，他的學生就有人從事特別輸出港的議題，或是沿岸的航運，或是海事政策與港口行政的問題，也有學生在授課中想到要研究竹筏，或是研究地曳網(牽罟)。在研究領域裡有他的開創性與重要性，是碩博士都需要的。
最後戴老師總結，認為大學的階段要像海綿一樣，拼命的去吸收知識養分；碩士生階段時，海綿裡面的水就可以應用，同時碩士階段要培養獨立研究的能力；博士生階段研究議題要能夠深、夠廣，然後建立起自己研究領域上的專門議題，這樣在學術領域才會有一席之地。之後，更要開拓自己，並專注研究中所相關而衍生出的議題，以累積出台灣史研究更豐富的內涵。
原文出處 台師大歷史系電子報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