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許多對蔣勳老師的回應，有感而發，也想從三個不同角度補上一些結構性的討論，不只是關於個人恩怨或單一經驗，更是關於台灣美術教育、文化資源分配與媒體製造權威的歷史性問題。
一、從「受教者」角度：教育的確曾美好，但也值得被批判
對很多學生來說，蔣勳的課程或許真的開啟了一些對藝術的想像，也帶進了不少當時台灣難以觸及的「美感世界」──現代舞、古典音樂、沈從文文學、中國民俗戲劇…那確實是當年大學教育中少有的風景。
但問題也正在這裡：這是一個人的品味清單被升格為整個系所的教育核心。這不是「教育改革」，而是一種「審美專制」的個人化實驗，而且是未經專業審查、沒有制度監督的實驗。
更諷刺的是，蔣在80年代以《美的沈思》送審副教授資格時，其實沒過關。他一生在教育部只有「講師資格」——這在台灣高教界極罕見。是台大藝術史研究所的審查委員沒讓他過，因為論文與研究方法未達基本標準。也就是說，他不是「不被賞識的天才」，而是無法進入學術正規體制的文青偶像。
我們當年確實「坐在教室裡」聽了很多文化名人講課，但請問，這就叫做美術教育嗎？這些講者有做過課綱設計？有評量？有專業師資背景？
我們被養成的是一種知識的仰望習慣，而不是創作的思辨訓練。在蔣勳所謂的「人文素養」底下，是對專業標準的漠視、對審美權威的集中。
二、從「美術專業」角度：教育制度的崩壞與媒體塑神
真正讓人質疑的，不只是蔣勳個人資格與能力，而是：為什麼這樣一位缺乏專業背景的人，可以主導大學美術系的設立與運作？
答案其實很清楚：這是媒體與文化特權合謀下的神話製造。
他的後台不是什麼思想深度，而是蔣家遺緒、文化國策的餘震、以及與媒體集團的深層連結。他主持的《雄獅美術》壟斷了80年代美術話語場域，他寫的《美的沈思》被湖南出版社封為「台灣版的〈美的歷程〉」，這一切都不是偶然。
在沒有真正建立起本土美術史與藝術教育體系之前，媒體包裝的文化偶像就被投放進高教體制，佔據資源、排擠其他專業者。 當年許多台派、左翼、具國際視野的藝術工作者，反而被排除在教育體制之外，因為不合「復興中華文化」的柔性敘事邏輯。
三、從「制度與體制」角度：蔣不是問題，體制的選擇才是問題
這不只是蔣勳一人的問題，而是：為什麼是他？為什麼不是別人？
當時的東海校長梅可望，在舊部屬周勵夫的建議下設立台北以外第一個大學美術系，原想找楊英風、楚戈，都未果，才臨時找了文化大學碩士畢業、教書資格不合格的蔣勳來籌設系所。不是因為他最適任，而是因為他「夠安全、夠體面、有媒體魅力」——他是蔣家文化治理邏輯下的完美中介人。
不是因為體制沒有人才，而是體制只選擇「符合其敘事需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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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師可以盡心，但不代表他不該被批判。教育的成就，不該只靠個人魅力支撐。
台灣之所以在藝術教育上始終斷裂、不成熟、話語空心，就是因為太多這樣的「文化神主牌」撐起的體系，看似美學探索，實則是意識型態與人脈政治的教化機器。
對蔣勳的批判，不是忘恩負義，而是開始長出一種更成熟的文化責任感與歷史反省力。
原文出處 陳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