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誦版
第二章：歷史的迷霧——從竹筏征服者到海盜的黃金時代
在勾勒完台灣壯麗的山川與地質輪廓後，史德培博士將筆鋒轉向了時間的長河。「作為台灣的歷史學家，」他寫道，「我們必須提到一位德國人，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教授博士，他最後在東京的日本大學任教。」 史德培對這位同鄉的歷史考證推崇備至，認為在《東亞自然與民族學德國學會通訊》中，里斯教授以非常簡明且客觀的方式描繪了台灣的歷史，沒有像其他三流旅行作家那樣滿篇荒誕的強盜故事，而是體現了嚴謹的批判精神。
然而，正是這份被史德培認為「極具批判精神」的歷史紀錄，在今日看來，卻宛如一部充滿東方主義奇想的魔幻小說。
遠古的迷霧：琉球之謎與竹筏上的征服者
史德培根據當時的西方文獻指出，在最古老的時期，中國人將今天位於台灣東北方的琉球群島和台灣本身統稱為「琉球」。他認為這是一個奇怪的事實：為什麼中國人沒有將他們僅知的台灣西岸和北岸與鄰近的澎湖列島聯繫起來，反而是與距離最近有70海里之遙的琉球群島統稱為琉球呢？
史德培給出了一個當時西方學界看似合理的解釋：在西元600年之前，中國人在台灣發現了一個來自北方島嶼的民族，這個民族仍然意識到自己與留在群島上的居民的聯繫，並稱自己為琉球或類似的名稱。基於這一事實，當時的學者得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今日琉球群島的居民，在早期從北方來到台灣島北部定居，並逐漸佔領了整個島嶼。至於這些最古老原住民的特徵，究竟是矮黑人（尼格利陀人）還是其他什麼人種，無人知曉。他們與中國人有聯繫，甚至向中國皇帝進貢。
緊接著，史德培描繪了一場充滿戲劇性的遠古入侵：「然後在西元6世紀下半葉，成群結隊的未開化馬來亞人乘坐原始的竹筏從南方來到島上，並透過他們的征服行動控制了西部的整個平原。」 當中國人於西元605年為了恢復中斷的關係而登陸該島時，他們震驚地發現，西台灣已經掌握在這些乘竹筏而來的「馬來亞人」手中。這些新的征服者將古老的原住民一部分消滅，一部分趕入深山，讓他們在深山中逐漸滅絕。後來，中國人數次征服該島的嘗試都失敗了，結果該島被完全任其自生自滅。
史德培寫道，這些新的主人（馬來亞人），如同1898年他所見到的那樣，被劃分為許多氏族，他們為了爭奪狩獵場而互相戰鬥。在大約西元600至1000年間的孤立時期，這群馬來亞人學會了水稻種植，轉向了定居生活。然而，這股來自南方的移民潮肯定很早就被中斷了，以至於後來的台灣人甚至失去了他們來自南方的傳統記憶。也因為他們原始的航海技術退化，台灣人從來不像南方的馬來亞人那樣成為橫行海上的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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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編者新發現與註腳：神話般的「6世紀竹筏征服」與真實的史前台灣】
史德培與里斯教授筆下這段「6世紀馬來亞人乘竹筏征服台灣」的歷史，是19世紀歐洲學者憑空拼湊出的一場歷史大烏龍。
首先，關於「琉球」的稱呼，中國古代典籍（如《隋書·流求傳》）中的「流求」，在地理指涉上極度模糊，有時指台灣，有時指沖繩群島。這純粹是因為古代中原帝國對海外地理知識的匱乏，而非因為「琉球人佔領了台灣北部」。
更荒謬的是「西元6世紀馬來亞人入侵」的說法。現代考古學早已證實，台灣島上早在舊石器時代（如距今數萬年的長濱文化）就有人類活動。到了距今約五千到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大坌坑文化），南島語族的祖先就已經在台灣廣泛定居、發展農業，並向太平洋擴散。台灣原住民絕非在西元6世紀才突然乘坐竹筏漂流過來的外來者，他們是這座島嶼上生活了數千年的真正主人。史德培將原住民之間不同部落的競爭，誤解為「新馬來亞人驅趕古老尼格利陀人」的種族滅絕史，完全是套用了歐洲人征服美洲的殖民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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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解的客家人與海盜的黃金避風港
除了原住民，史德培對台灣漢人移民史的理解也充滿了奇異的偏見。他提到，除了12世紀下半葉對中國福建省的一次孤立襲擊外，中國人對台灣的所有征服慾望都失敗了。但他特別點出，確實有一個中國人群體在那個時候已經在台灣站穩了腳跟——「客家人」。
史德培是這樣向歐洲讀者介紹客家人的：「無家可歸的客家人是在中國大陸流浪的商人和手工業者，他們不知道自己來自哪裡，也不知道他們的祖先葬在哪裡。因此，他們遭到那些對自己穩固的家庭關係感到自豪的中國人的鄙視，不再能與擁有家鄉戶籍的商人和工匠競爭。」 他認為，正是因為在中國大陸遭到排擠，客家人大量遷移到台灣，在那裡他們作為農夫、鐵匠和商人創造了更好的生活。甚至後來荷蘭人在與當地頭目的交流中，也利用客家人作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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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編者新發現與註腳：客家族群的真實身世與遷徙史】
史德培將客家人描述為「不知道祖先葬在哪裡、四處流浪的無家可歸者」，這對極度重視宗族血脈與慎終追遠的客家族群而言，簡直是天大的誤解與委屈！
客家人（Hakka）是漢族中一個具有鮮明語言與文化特徵的民系。他們的祖先多數源自中國中原地區，因歷史上的戰亂而經歷了數次向南的大遷徙，最終定居於閩粵贛交界處。客家人不僅擁有極其嚴謹的族譜，對祖先的崇敬更體現在他們獨特的「宗祠」與「原鄉認同」文化中。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客」，是因為相對於更早定居的廣府人或閩南人，他們是後來者。
此外，客家人大規模移民台灣的時間點主要落在清代康熙中葉以後（17世紀末至18世紀），絕非史德培所說的「12世紀」。史德培顯然是聽信了當時某些充滿地域偏見的民間傳聞，將客家人誤認為某種中國版的「吉普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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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德培的筆下，古代的台灣雖然荒涼，但卻在隨後成為了東亞海域的灰色地帶。在此期間，台灣成為了海盜的主要據點。特別是北部的基隆港，它那隱蔽的峽灣為海盜們提供了方便而安全的避難所，他們從這裡如群鯊般竄出，襲擊路過的貿易帆船。在這些亡命之徒中，最危險的竟然是日本人。當時的中國皇帝為了防堵倭寇，禁止與他們進行一切直接貿易。因此，龐大的東亞海上貿易必須透過「中立市場」走私進行，而在這些灰色市場中，台灣的地位最為重要，成為了走私客與海盜的樂園。
第三章：大航海時代的浪潮與紅毛城的餘暉
當時間的指針撥入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狂潮終於拍打上了這座隱蔽在西太平洋的島嶼。歐洲人隨著這個時代的擴張來到了這裡，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葡萄牙人的帆船。當他們沿著海岸線航行，看見那鬱鬱蔥蔥的連綿山脈時，忍不住發出了那句著名的驚嘆，並為這座島嶼命名：Ilha Formosa，即美麗的島嶼。
史德培透過耶穌會士的古老記錄發現，日本人在這段時間也首次嘗試將擴張的觸角伸向台灣。那是發生在1609年，正值日本幕府將軍德川家康的統治之下。但是，這次以及接下來幾年中日本人隨後的武力襲擊都沒有成功。
到了17世紀初，真正改變台灣命運的歐洲強權——荷蘭人，駕駛著裝載火炮的巨大東印度公司商船來到了這些水域。他們急需為自己與中國、日本之間利潤豐厚的貿易，尋找一個合適的轉運基地。在計劃對澳門的突襲遭到葡萄牙人擊退，以及因害怕中國明朝軍隊的報復而被迫放棄已經佔領的澎湖列島之後，荷蘭人最終於1624年在台灣的台南定居了下來。他們在那裡修築了堅固的「熱蘭遮城（Fort Zelandia）」，史德培寫道，那座城堡的廢墟至今（1898年）仍高聳著，作為荷蘭統治時代的蒼涼紀念。
不甘示弱的西班牙人也很快將他們佔領台灣的意圖付諸實施，在1626年揮軍佔領了島嶼北部的基隆港，並將他們的統治向西擴展到了淡水。然而，史德培認為這種西班牙的佔領意義不大，因為他們在1642年就因為兵力薄弱，不得不將北部領地拱手讓給了強大的荷蘭人。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帝國與「仁慈」記憶
驅逐了西班牙人後，荷蘭人不斷擴大他們在台灣的統治版圖。在他們權力發展的頂峰時期，其控制範圍包含了45個原住民部落和263個村莊。從那時起，台灣海峽那種無政府狀態的貿易自由自然就結束了。
按照荷蘭殖民帝國在亞洲的首都——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的指示，荷蘭台灣長官積極地扮演起領主與霸主的角色。他們在他的權力範圍內向原住民與漢人徵稅，並對所有進出口的商品徵收高額的關稅。雖然日本人在這些水域中作為有利可圖貿易的主要代表，對荷蘭人的壟斷表達了強烈反對，但日方所有的反抗嘗試——其中日本船長濱田彌兵衛（Hamada Yahei）武裝挾持荷蘭長官的歷史事件扮演了重要角色——最終都沒有成功撼動荷蘭的統治基礎。
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荷蘭人將佔領的地區劃分為7個所謂的「政區（Politiken）」，但他們聰明地保留了原住民的社區自治形式。荷蘭的牧師、探病者和教師，對於贏得和監督原住民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他們深入部落，除了教導原住民使用羅馬拼音讀寫自己的語言（即著名的新港文書）外，還教授基督教的基本教義。
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他們與訪問台灣的中國商人的貿易中，以及他們自己在日本長崎商館的轉口中，獲得了極大的主要優勢。史德培驚嘆地記錄，據說這些利潤每年高達數十萬荷蘭盾，是一筆天文數字的財富。此外，公司的預算還包含了向漢人徵收的沉重人頭稅，以及將狩獵台灣梅花鹿的特權出租給商人的租賃收入，甚至連捕獲鯊魚的收益都進了公司的口袋。
儘管荷蘭人試圖以各種可能、甚至榨取的方式從這塊殖民地獲取收入，但史德培仍以歐洲人的視角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人們不應忘記荷蘭人在這裡做了什麼好事，以及他們為傳播現代文化所做出的貢獻。荷蘭人積極試圖促進水稻和甘蔗的種植，而台灣原本所缺乏的役用動物（如黃牛），其引進也要歸功於他們。史德培感性地寫道：「直到今天（1898年），原住民的記憶中仍存留著對他們仁慈統治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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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編者新發現與註腳：被美化的「仁慈統治」與生態浩劫】
史德培在此處對荷蘭統治的浪漫化描述，忽略了重商主義下的殘酷剝削。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確實在台灣引進了黃牛與經濟作物，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替公司牟取暴利。
最具毀滅性的是「鹿皮貿易」。荷蘭人為了滿足日本武士製作陣羽織（戰袍）與歐洲市場的需求，透過漢人贌商（包稅商）大量收購台灣原住民捕獲的梅花鹿皮。在最高峰時期，台灣每年出口超過十萬張鹿皮。這種掠奪式的過度狩獵，直接導致了台灣平原梅花鹿的幾乎滅絕，也徹底破壞了平埔族原住民幾千年來賴以維生的生態平衡。原住民對荷蘭人的「懷念」，與其說是感念其仁慈，不如說是對後來清朝官員更為腐敗、貪婪統治的一種相對比較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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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國姓爺的戰艦與大清帝國的兩百年邊陲
很長一段時間裡，精明的荷蘭人與台灣海峽的漢人海盜達成了某種微妙的友好協議，甚至與他們分享了貿易和海盜掠奪來的豐厚利潤。然而，這場與虎謀皮的遊戲終究迎來了反噬。
當這群以「國姓爺（鄭成功）」為首的海上武裝勢力，在滿清王朝的強勢統治下被無情地驅逐出中國大陸海岸時，他們將目光轉向了台灣。1661年，鄭成功率領著龐大的戰艦群跨越海峽而來。在早已定居於此、且對荷蘭重稅積怨已久的大量中國人（漢人移民）的內應與支持下，他們幾乎是輕鬆地從荷蘭人手中奪取了台灣的大部分控制權。
史德培評論道，當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軍力不夠強大，無法對這支訓練有素的中國海軍進行有力的抵抗。但驕傲的荷蘭人並沒有那麼快就放棄台灣。他們轉而與昔日的敵人——滿清帝國結成了政治與軍事同盟。這支中荷聯合艦隊，成功摧毀了海盜（鄭氏）的艦隊，並拔除了他們在中國大陸沿海僅存的據點。
但是，國姓爺猶如一頭困獸，死守著台灣這塊最後的復興基地，無法被徹底趕出。荷蘭人最終在彈盡糧絕之下，不得不在這裡低頭讓步，交出了代表歐洲霸權的熱蘭遮城，黯然退出了台灣的歷史舞台。
國姓爺鄭成功在這裡建立了他在海外的華人統治政權。在他早逝之後，他的兒子鄭經（Cheng-Ching）繼承了他的統治大業。儘管這個家族昔日在海上的無上輝煌（主要基於海上壟斷貿易和武裝海盜行為）已經成為過去，但他們仍勉力維持著這個獨立的王國。直到1683年，這位強大海盜領袖的年幼孫子（鄭克塽），在清軍水師將領施琅的兵臨城下之際，自願向中國皇帝投降，從而先發制人地阻止了皇帝可能針對台灣發起的血腥征服計劃。
腐敗的官僚與退入深山的靈魂
自1683年起，台灣的命運翻開了新的一頁，成為了龐大中華帝國（大清帝國）行政體系中一個遠在海外、微不足道的邊陲部分。史德培敏銳地指出，中國人並沒有在這座新征服的島嶼上建立特殊的、獨立的行政機構，而是將其降級，與大陸的福建省一起，置於一位閩浙總督的管轄之下。
初期的台灣本身僅被劃分為三個行政區（一府三縣）；全島的最高軍政指揮權，掌握在一位駐紮在台南（台灣府）的知府手中。
接下來的兩百多年，在史德培的筆下，是一段充滿血淚與反抗的黑暗時期。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道：「對中國政府腐敗行政政策的極度憤慨，以及那些被漢人移民日益趕入深山的原住民，為了反抗中國官員的暴行與剝削而進行的絕望戰爭，構成了從那時起直到現在（1898年）的台灣歷史核心內容。」 民變、械鬥與原漢衝突，成為了這座島嶼撕不掉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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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編者新發現與註腳：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移民社會】
史德培點出了清領時期台灣的動盪本質。清廷初期對台灣採取了消極的「防弊」政策（如渡台禁令、畫界封山），並未積極建設。來台的官員多抱著「三年官，兩年滿」的過客心態，貪污腐敗橫行。
另一方面，隨著閩客移民大量湧入，為了爭奪土地與水源，不僅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爆發了慘烈的生存保衛戰（原住民被迫退入深山或被同化），漢人內部也因為祖籍地不同，爆發了無數次血流成河的「分類械鬥」（如漳泉械鬥、閩客械鬥）。這是一個充滿生命力卻又極度野蠻、無序的拓荒時代。
蒸汽船的鳴笛與最後的現代化掙扎
當歷史進入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帶來的機器蒸汽動力，極大地便利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海上交通，東亞也隨之更多地進入了歐洲人的利益圈與瞄準鏡中。
首先到來的是北美人。美國人曾徒勞地試圖在這裡（如基隆）建立一個煤炭庫，以供應他們橫跨太平洋的蒸汽船艦。隨著國際貿易的急劇增加，以及西方船堅炮利的威逼，封閉的中國當局感到有必要、也被迫向歐洲人開放了台灣的某些地方。例如南部的台南和北部的淡水，後來包括安平、基隆和南部的打狗（今高雄），也都陸續被宣布為向外國人開放的條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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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近代，也曾多次被迫捲入國際爭端的漩渦中。史德培回顧了幾起震驚國際的重大事件。例如，1874年幾乎因此引發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當時，原住民部落——特別是南台灣的排灣族（Pattangs / 牡丹社）——因為外國船隻觸礁而發生了幾起殺害琉球漂民的暴行。由於清朝政府以「化外之民」為由拒絕承擔國際責任，這給了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一個絕佳的藉口，促使他們派兵登陸台灣，對肇事者進行了討伐（即牡丹社事件），並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
由於日本人強硬地拒絕在沒有中國方面賠償的情況下撤出台灣，局勢一度劍拔弩張，最後只有透過歐洲外交官的介入與調解，才勉強避免了兩國之間的戰爭爆發。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德國也曾暗中對台灣有過戰略計劃外，法國海軍在1885年的東京（中法）戰爭期間，其遠東艦隊也曾短暫佔領過台灣北部的基隆與澎湖。
然而，正是法軍的這次軍事佔領，給了沉睡的大清帝國一記當頭棒喝，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當局對這座邊陲島嶼的最後一次振作。台灣終於擺脫了福建的附庸地位，現在成為了一個獨立的行省。在首任巡撫劉銘傳（Liu-Ming-Chuan）充滿魄力且能幹的管理下，台灣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現代化運動。透過鋪設建設鐵路、開闢山區公路、架設電報線等基礎建設，為提升該地的發展做了很多令人驚嘆的工作。但史德培也尖銳地指出，這一切快速現代化的背後，是建立在對基層民眾徵收沉重稅賦的痛苦基礎上。
劉銘傳的努力，終究無法挽回歷史的狂瀾。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帝國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那場戰爭大家都還記憶猶新，其最終的結果，便是將台灣這座美麗的島嶼永遠地割讓歸屬於日本。而新來的主人日本，隨即採取了一切軍事與行政措施，準備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徹底且深刻的殖民化。
就在這歷史交接的動盪陣痛期，1898年，史德培博士背著他的行囊與測量儀器，踏上了這片正處於歷史風暴眼中的土地。他即將前往那個漢人與日本人都不敢輕易涉足的幽暗深山，去尋找傳說中的最高峰。
（卷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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