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德 二二八事件 親聞記

不為人知的「三月大屠殺」
接下來，我必須提筆寫下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遭遇。

二二八事件，亦可稱之為「三月大屠殺」，是台灣歷史上最為淒慘慘烈的事件。當權政府的軍隊殘殺了三萬名風華正茂的台灣菁英，這為台灣人留下了至今仍無法癒合的深沉傷痛。

在這場血腥屠殺中，我最摯愛的哥哥——王育霖，也成為了犧牲者。哥哥對我而言，不僅是生命中無可取代的存在，對整個台灣來說，更是不可多得的棟樑之材。最重要的是，哥哥內心對建設台灣抱持著無比熾熱的熱情。日本終戰後，他雖然獲得慰留、希望他繼續留任京都地方檢察廳，但他一心想為母國的建設盡一份心力，毅然決然選擇回台。然而，從他踏上故土到遇害，不過短短一年的時間。那一年，他年僅二十九歲。

除了哥哥，還有無數無辜的知識分子，都成為國民黨政權清洗的目標，慘遭極其殘忍的手法殺害。而僥倖活下來的人，也必須在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籠罩下，在無盡的恐懼中苟延殘喘。

然而，儘管這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從日本到諸外國，知道二二八事件的人卻寥寥無幾。這是因為國民黨政權為了防止事件真相外洩，長期實施嚴厲的新聞管制。在台灣人之間，互談二二八成了絕對的禁忌。由於情治單位對哥哥兩個兒子的思想調查與監視從未間斷，嫂嫂迫於無奈，直到小兒子成年為止，從未向孩子們提起過半句二二八的往事。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終於能夠被公開談論，已經是一九八〇年代後半葉的事了。

即便如此，台灣人也絕不會忘記這場血債。

導火線：查緝私菸
任何歷史上的巨變，其開端往往微不足道。

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二月二十七日的夜晚，在台北市大稻埕鬧區路邊販賣私菸的寡婦林江邁，不幸碰上了專賣局查緝私菸的人員。為了不讓賴以維生的香菸和現金被強行沒收，她拼命抵抗，查緝員卻悍然用槍托痛擊她的頭部。這一幕激起了路旁群眾的憤怒，圍觀人潮迅速聚集。專賣局隊員眼見群情激憤，一邊鳴槍威嚇一邊跳上吉普車逃竄，卻在混亂中當場擊斃了一名無辜的圍觀民眾。

現場頓時陷入一片動盪。憤怒的群眾大舉湧向警察局，要求立刻逮捕兇手。台灣人平時對陳儀政府貪腐作風所積壓的滿腔憤懣，在這一刻，徹底引爆了。

隔天，我收到了哥哥寄來的一封長信，信裡大意是這樣寫的：
「昨晚，我正與陳逸松先生（律師，日本時代的台北市民選議員）及王井泉先生（大稻埕著名文人餐廳『山水亭』的老闆，演劇界泰斗）在山水亭小酌，不料附近竟發生了那起賣菸婦女遭毆傷的慘劇。我們隨即衝到街上觀看抗議遊行的隊伍。目睹整座城市沸騰著爆發性的能量，我預感這勢必會發展成一場巨大的政治鬥爭。我們的時代，似乎比想像中還要提早來臨了。彼此珍重，共同努力吧。另外，我本身完全沒有介入這場騷動，請務必放心。」

隔日二十八日，更多市民自發性聚集，組成了遊行隊伍向專賣局推進。群眾要求懲辦兇手未果，憤而將局內的私菸、公物及備品全部搬到街上放火燒毀。隨後，遊行隊伍為了向行政長官陳儀陳情，於下午一點左右湧向行政長官公署。然而，面對這群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長官公署的衛兵竟毫無預警地架起機關槍，向群眾展開猛烈的無差別一齊掃射。遊行隊伍在驚恐中四處逃竄，現場留下了大量的死傷者。

然而，這場血腥鎮壓並未嚇退人民，人們的怒火反而被點燃到了最高點。群眾開始在街頭痛毆迎面而來的中國人（外省人），並縱火焚燒外省人的店鋪。在當時台灣人的眼中，這些人所擁有的一切財富，全都是從台灣人身上殘酷榨取而來的劫掠物。

儘管群眾憤怒地搗毀店鋪，卻沒有任何人將那些財物據為己有。當時有一個廣為人知的事蹟：在某家被砸的店鋪前，有人順手把一件散落的物品放進口袋，立刻遭到身旁其他台灣人的厲聲斥責，那人羞愧之下馬上將東西還了回去。這正是日本時代刻進台灣人骨子裡的道德教育與法治觀念。外省人嘲笑這是「日本的奴化教育」，但那早已內化為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族特質。

下午二點左右，占領了台北廣播電台的民眾透過電波向全島發聲，報告台北的死傷災情，呼籲各地的同胞響應起義，齊心協力將這群「豬玀（當時對貪官污吏的俗稱）」趕出台灣。

下午三點，陳儀宣布台北戒嚴。軍警乘坐軍車在市內瘋狂奔馳，盲目地四處開槍，無數市民與學生當街慘遭射殺。而市民手中，根本沒有武器。

當晚，反抗的烽火便順著鐵路波及到台北縣下的基隆。

隔日三月一日，起義蔓延至新竹、台中、彰化；三月二日，擴大到嘉義、台南、高雄與屏東；到了四日，連東台灣也全面響應。

這場毫無組織、毫無預謀的突發性起義，竟在轉眼間燃遍全島，向統治者展現了台灣人積怨已久的龐大能量。

三月一日，台北市民自發性地克制暴力，努力維持社會秩序。熱血的青年學生們代替逃跑的警察，自組糾察隊在市內巡邏。市參議會則召集議員及地方有力人士，組織了「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向陳儀提出解除戒嚴、由官民共同組成處理委員會等訴求。他們試圖將這場流血蜂起，導向一場追求公正憲政體制的正當政治運動。

陳儀表面上滿口答應，於二日宣布解除戒嚴，並煞有介事地邀請各界市民代表加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這在當時看似是一種開明的民主姿態，但事後人們才痛心地發現，陳儀只是利用這個委員會，將所有對政府抱持批判態度的反對派意見領袖一網打盡。在三月八日國軍登陸後的大屠殺中，這些走進委員會的社會菁英，悉數遭到誘捕與殘殺。

下令武力鎮壓的蔣介石
「自由平等！」

三月二日，當台北正召開處理委員會時，我所在的台南，市民們正看著報紙號外傳遞的台北災情，全城群情激憤。由於哥哥的信尚未寄達，我心裡對他的安危擔憂得徹夜難眠。入夜後，台南的青年們襲擊了警察派出所，警察紛紛棄械逃跑。
三月三日，台南召開了市民大會，決議全面聲援台北市民、要求省政根本改革、並實施市長民選。期間，民眾與外省官吏也發生了零星衝突。我的弟弟育彬他們，高喊著要前往鄉間參加武裝戰鬥，帶著簡單的武器便出發了。

四日，我走上街頭，前往大正公園（現台南湯德章紀念公園）一帶查看。那一帶的台南州廳、市參議會、警察署、測候所等官署建築，皆已被市民與學生占領。街上擠滿了興奮的人潮。外省官員早已躲得銷聲匿跡，空氣中迴蕩的，全是台灣話與日語交織的激昂聲音。

「打倒貪官污吏！」
「要求自治！」

威風凜凜的口號用台語高喊著，現場甚至有人唱起了日本軍歌。那一刻，我內心無比強烈地渴望著——台灣人什麼時候才能有屬於自己台語的戰歌呢？

這一年半以來，我們一直忍受著外省軍政體制橫暴的蹂躪，如今大家深信，終於能逼迫當局承認台灣人的基本權利，過上真正有尊嚴的好日子。這本是再正當不過的人權訴求，錯的是過去那段黑暗的統治。

其他城市的情況大抵相同。台灣人接收了官公署和公營企業，將外省官員店裡的搜刮物搬到街上燒毀。外省人紛紛逃往鄉間或深山躲藏，只要在街上被憤怒的群眾抓到，便免不了一頓痛毆。

為了保命，有些外省人試圖冒充台灣人混入人群。當時民眾檢驗身分的方法，便是要求對方講日語、或是唱日本國歌《君之代》。只要一句日語都答不上來，便知道是戰後才從大陸渡海而來的外省人。

三月四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全省處理局」在台北正式成立。下設總務、治安、調查、交通、糧食、財務等組，並成立了負責談判與政治體制規劃的政務局。

然而，相對於寄望和平談判的委員會溫和派，許多由台籍前日本軍人、青年團體與學生組成的武裝組織，早已看穿與陳儀談判純屬徒勞，主張立即展開全面的武力抗爭。

此時，雙面人陳儀早已密電蔣介石報告全島失控，懇求中央緊急派遣精銳部隊赴台鎮壓。對此，蔣介石毫不猶豫地下達了血腥鎮壓的死命令。根據當時擔任蔣介石隨侍侍衛官的翁元在口述歷史中所揭露的絕密電文，蔣介石對台灣的處置方針赫然是：

「Kill them all. keep it secret（秘密地將他們趕盡殺絕，切勿外洩）」。

蔣介石迅速將兩個原本在內戰前線準備與共軍作戰的國民黨正規師團，抽調開往台灣。與此同時，台灣的陳儀為了爭取軍隊渡海的時間，假意擺出全盤接受處理委員會各項體制改革要求的低姿態。

處理委員會的知識份子們實在太過天真單純了。明明這一年半來，早已看盡了這個政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流氓作風，事到如今，卻依然沒有看穿中國政治底層的權謀與謊言。

三月四日的台籍報紙《民報》社論甚至還樂觀地寫著：
「過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讓我們正視現實、採取緊急措施，將有效方策付諸實行。舊時代已於昨日死去，未來從今日開始。努力前進吧，追尋光明的前途。」

到了三月七日，大陸軍隊即將登陸台灣的恐怖傳言在民間傳開，市民陷入極度恐慌。處理委員會在王添燈先生的起草下，通過了具有根本改革性質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並提交給陳儀。王添燈心知這條款在獨裁者眼中等同叛逆，他是抱著寫遺言的壯烈心情擲筆而就的。

在我眼中，這份大綱堪稱台灣人的「人權宣言」。「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的骨幹主要由以下五大訴求構成：

* 實現省內台灣人政治地位之平等，保障言論、出版與集會結社之自由。
* 保障個人生命財產之絕對安全。
* 徹底改革經濟壟斷政策與經濟行政體制。
* 軍事行政在地化（反對外省軍隊橫暴）。
* 建立健全的社會福利與勞工保障制度。

能在極度混亂的局勢中，整理出如此高瞻遠矚、條理分明的建國藍圖，足見當時台灣知識分子階層的優秀與素質之高。字裡行間，無不深刻傳達出他們渴望用雙手打造自由母國的切實願望。而這份宣言的起草人王添燈先生，在短短幾天後，便慘遭特務逮捕、活活燒死。

三月八日，陳儀眼見大軍已抵達台灣海峽，悍然拒絕了「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當晚至九日黎明，中國國民黨軍（二十一師）在基隆與高雄港陸續登陸，對台灣島民展開了慘絕人寰的無差別瘋狂屠殺。陳儀隨即宣布全島再度戒嚴，下令強行解散處理委員會等所有人民團體，情治單位與憲兵隊開始按圖索驥，實施全島性的大逮捕。

三月十日，蔣介石發表了對二二八事件的公開廣播。廣播中，他對陳儀在台灣的倒行逆施與暴政隻字未提，反而將整場事件定性為「共產黨煽動暴民之叛亂」。透過這場顛倒黑白的廣播，台灣人才第一次真正看清蔣介石這個獨裁者的殘忍真面目。

大正公園的公開處刑
在台南，三月十一日國府軍從高雄港一路北上進駐，城內立刻佈滿了肅殺的戒嚴氣氛，血腥的搜捕與捕殺隨之展開。目睹軍隊那種視人命如草芥的粗暴與野蠻，台南市民陷入了無邊的驚恐。

那天，我任教的台南第一中學依舊照常上課。許多外省籍教師嚇得躲了起來，留下來的台灣籍老師只好將班級合併授課、或讓學生自習，勉強維持學校的運作。

接近中午時分，原本安靜的校園突然傳出學生們一陣躁動。我看見有人慌慌張張地抓起書包想逃回家，還有人在走廊上驚恐地奔跑。我衝出教職員室，順着學生驚恐手指的方向望向後門——在通往東門町的道路上，一群中國兵竟然正手持鋼槍、排成散開的戰鬥編隊，殺氣騰騰地朝學校逼近！

那是什麼情形？！一瞬間，極度的恐懼扼住了我的喉嚨。但轉念一想，學校是神聖的教育場所，況且我們台南一中根本沒有參與任何暴動。我本以為軍隊不至於野蠻到闖入校園，但下一刻，我立刻在校內四處奔跑，扯破喉嚨向學生們大喊：
「全部回教室去！躲在柱子後面！千萬不要把頭探出來！」

幸好，那隊中國兵最後並未強行攻入我們學校。事後我才聽說，他們的目標是學校後方的台南工學院。軍警在那裡搜出了日本時代留下來、毫無實彈的舊式軍訓教練槍，便以此咬定學校參與二二八暴動，向校方橫加勒索、施加難堪的罪名。這種沒有子彈的軍訓模型槍，全台灣的中學哪一所沒有？而且在一年半前的接收儀式中早就被妥善封存了。這根本是荒謬至極、欲加之罪的政治敲詐。

當時，台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知名律師湯德章先生。為了保護城內的知識份子與學生，他毅然決然獨自承擔了台南市所有的起義責任。湯先生在日本時代曾任優秀的警察，後來發憤圖強赴日深造，憑藉苦讀通過了錄取率極低的日本高等文官考試，成為一名極有風骨與正義感的辯護律師。當他當年光榮取得律師資格、搭船返回台灣的甲板上，剛好遇上結束東京洋裁服飾學業的我妻子雪梅，兩人還曾在祖國的迎面海風中親切交談過。

湯德章在遭到特務嚴刑拷打、甚至肋骨盡斷的非人折磨下，始終咬緊牙關，絕口不提任何一個參與委員會的本地菁英名字。三月十二日正午，全身是血的湯德章被五花大綁推上卡車，在市內遊街示眾後，被押往大正公園當眾槍決。

行刑後，軍隊不准家屬收屍，將遺體直接棄置在公園中央的泥地上。悲憤的台南市民，在距離他血淋淋的遺體以及看守的兩名大兵約五公尺遠的周圍，圍成了一個巨大的沉默圓圈，遠遠地注視著這位台南的英雄。

當我走向大正公園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親眼目睹被槍殺的屍體。他的頭部被子彈貫穿，身穿一件棕色西裝，雙手被反綁在背後。他的上半身完全浸泡在どす黒い（黑紅色）的黏稠血泊中。無數骯髒的蒼蠅，正發出令人作嘔的嗡嗡聲，在屍體的臉上瘋狂飛舞。聽說他是背部中彈倒地後，被士兵粗暴地用軍靴踢開，才變成仰臥朝天的姿態。這群當權者管這叫「示眾」，要將屍體曝曬三天三夜，作為對本地台灣人的政治威嚇。

我感到胸口一陣劇烈的反胃，幾乎要當場吐了出來。當我面色慘白、快步逃離那個修羅場時，身旁快步走過的市民們，紛紛用壓低到不能再低的顫抖聲音，私下悲憤地咒罵著：

「中國人（外省軍隊）真的是太狠毒、太野蠻了。」
「我發誓，這輩子再也不走進大正公園了。」

大正公園曾被台南人親切地稱為「石像」，過去是大家黃昏納涼、舉辦露天電影院、承載著無數台南市民美好生活回憶的浪漫場所。沒想到，這群外省軍隊竟然毫不留情地將它踐踏成人間地獄的刑場與曝屍場。

育霖兄被捕與逝世
大屠殺開始後不久，一隊全副武裝的憲兵悍然闖進了我們家。他們用冰冷的機關槍口死死抵著父親的胸口，厲聲喝令：「帶路！搜查房間！」 當時，年邁的父親心裡驚恐萬分，根本不知道該把這群豺狼帶往哪一個兒子的房間。因為在我們家，除了我之外，還有兩個人隨時可能被捕：從日本回國後在台南工學院任教的姐夫黃龍泉，當時擔任該校處理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而弟弟育彬，則早就手持槍械，和學生同伴們在郊外與國軍展開了血戰。

這一天，姐夫被強行帶走了，但所幸後來透過關係得以獲釋。然而，全家剛鬆了一口氣的喜悅轉瞬即逝——隨即從北部傳來了霹靂般的噩耗：育霖哥哥在台北慘遭逮捕，至今生死不明。

自從哥哥寄來那封二月二十八日的信之後，北部與我們的聯絡就徹底斷絕了。直到三月下旬，親戚才透過秘密渠道寄來書信，告知哥哥大約在三月十四日左右，就被特務帶走了。

全家陷入了無邊的恐慌與震驚，急忙寫信到台北四處投石問路，但所有信件皆石沉大海。我焦急得坐立難安，恨不得立刻北上台北尋兄，但當時我自己也是個隨時可能被特務抹殺的嫌疑犯，加上全島戒嚴令的桎梏，根本動彈不得。

直到半年後，我才從悲痛欲絕的嫂嫂口中，聽到了哥哥被捕當天的詳細情形——
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將近中午的時分，四、五名身穿便服、神色陰鷙的便衣特務（國民黨的情治暗殺部隊），悄無聲息地摸進了哥哥夫妻倆在台北間接租屋的住所。屋裡所有的人都被特務厲聲叫了出來，排成一列，一個個被頂著胸口盤問：「你就是王育霖嗎？」 這群特務手中，既沒有合法的逮捕令，也沒有通緝犯的容貌特徵。哥哥一瞬間臉色煞白，但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已無處可逃，只好強作鎮定裝傻，推託說自己不是王育霖。

然而，這群特務隨即對每個人展開了野蠻的搜身。不幸的是，他們在哥哥西裝內襯的暗袋裡，找到了繡著「王育霖」三個字的日本姓名標籤，這下再也無法隱瞞了。

「少廢話，跟我們走一趟。」
特務冷笑。 「不需要收拾行李嗎？」嫂嫂顫抖著問。 「把當前用得到的東西帶上就行。」

嫂嫂流著眼淚、用顫抖到不聽使喚的手幫著哥哥，在皮箱裡胡亂塞滿了換洗衣物。哥哥吃力地提著那口沉重的皮箱，在特務的推搡下，被強行塞進了停在遠處、沒有車牌的黑色吉普車中，絕塵而去。嫂嫂看著那絕情離去的車影，心中雖然做好了丈夫可能要坐長期政治牢獄的悲痛準備，但一方面仍天真地自我安慰，心想哥哥畢竟曾是司法官、從未參與任何暴動，頂多就是判個幾年徒刑吧。

哥哥的被捕，背後其實夾雜著令人扼腕的命運作弄。

就在被捕的三天前，哥哥曾秘密前往美國駐台北領事館，拜訪了當年的好友——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著有《被出賣的台灣》）先生，向他諮詢當前險惡的局勢以及自己該如何應對避難。葛超智先生當時便神色凝重地警告他：

「情勢極度不樂觀，快逃！」 領事先生甚至透露，就連他自己開著插有美國國旗的吉普車在台北街頭奔馳時，都曾遭到不知從何處射來的暗箭冷槍狙擊，險些喪命。

連代表美國政府的副領事都在打包行李準備撤離台灣了。哥哥當時是否有將葛超智先生的忠告聽進去並著手準備逃亡，我們不得而知。又或者，他當時依然抱持著一介法治主義者的清高與天真，認為自己身為前檢察官、回台後僅執律師業且完全沒有介入任何政治風波，行得正坐得端，根本沒有逃跑的必要。

三月十四日，剛好是葛超智先生奉調、準備搭機離開台北的日子，哥哥一大早便出門準備前往機場或碼頭為好友送行。他原本已經離開了家，卻在半路上摸摸口袋，發現自己忘了帶錢包，於是急急忙忙地折返回家取錢。命運弄人，就在他進家門不到五分鐘的時間，便衣特務便破門而入。如果哥哥當時沒有折返回來，至少能躲過這一次的大搜捕。以嫂嫂那般機敏的智慧，只要發現苗頭不對，一定會設法打電話通知正在外面的哥哥，讓他立刻隱姓埋名藏匿起來。

丈夫被帶走後，嫂嫂背著嗷嗷待哺的幼子，開始了在台北市內如熱鍋螞蟻般的奔走營救。她第一個前去跪地哭訴求助的人，是當時的國民政府新竹縣長劉啟光。因為哥哥當年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時與他有著不錯的私交，論輩分兩人還算得上一點遠房親戚。劉啟光表面上客客氣氣地安慰她：「王太太，放心、放心，我一定會盡全力幫忙的。」 但隨後一連幾天，當嫂嫂再次登門，他都只是重複這句空洞的官話，完全看不到任何真心動用關係營救的跡象。嫂嫂此時才認清政治的殘酷，只能咬緊牙關暗自流淚。無奈之下，她又去向住在附近的文化界大老王白淵先生哭訴。不僅是他們，嫂嫂那幾天幾乎跑遍了所有可能的一線希望，向無數大官求情，人數多到後來連我都記不得名字了。

三月二十三日左右，一名神色緊張的陌生人突然來到家裡，給嫂嫂帶來了一張秘密口信。嫂嫂接過那張揉得皺巴巴的紙條，上面赫然是哥哥熟悉的親筆字跡，寫著：「我目前被關在西門町的西本願寺。」 帶來紙條的人低聲透露，他原本與哥哥關在同一個地下室，但他家裡塞了巨款，今天幸運被釋放了。嫂嫂得到消息後，整整好幾天，發了瘋似地在西門町西本願寺那座被徵用為黑牢的寺廟周圍徘徊、張望。她透過各種中間人向軍政高層打聽，對方卻冷冰冰、甚至帶著威脅地敷衍說：

「我們軍方從未逮捕過什麼王育霖。他是不是自己得罪了人，被哪裡的流氓土匪給綁架了？」
這種無賴般的推諉，讓嫂嫂徹底絕望，只能站在繁華的西門町街頭，仰天痛哭。

那之後，嫂嫂背著剛出生不久、體弱多病的嬰兒，憑著民間四處流傳的恐怖傳聞，在台北市區、郊外乃至河畔的荒野中四處奔波，尋找著丈夫的遺體。今天聽說南港有亂葬崗，她就去南港；明天聽說大橋頭浮出無名屍，她就去大橋頭。此時她心中只有一個唯一的念頭：哪怕是死了，我也要把他的屍骨找回來。中國軍隊殺人的手法極其殘忍野蠻，往往面目全非，但這位只有二十六歲的少婦毫無懼色，在堆積如山的腐爛屍體堆裡，將一具具冰冷的屍體翻過來，強忍著惡臭與恐懼，一一確認那是不是自己摯愛的丈夫。

半年後，嫂嫂終於絕望地放棄了所有的徒勞尋覓。她就像一隻被摧毀得尾羽落盡的孤鳥，帶著兩個年幼的男孩，以極其狼狽、落魄且淒涼的姿態，孤身回到了台南老家。在台南火車站月台上看到她那幅形容枯槁的模樣的瞬間，我再也抑制不住決堤的情感，當場抱著她痛哭失聲。回到家後，我在大廳放聲大哭，年邁的父親半是慌張、半是憤怒地大聲斥責我，因為在那個特務橫行的年代，連大哭都是會招來滅門之禍的。

哥哥究竟是何時、在哪裡遇害的，至今依舊是歷史的謎團。畢竟，我們家人從未見過他的遺體。正因為生不見人、死不見屍，起初的幾年裡，全家人還努力欺騙自己，認為他或許還在世上的某個角落活著。也許他只是被秘密流放到了太平洋上的火燒島（綠島），說不定哪一天，他會像小說裡演的那樣，突然出現在家門口。

在那年暮春的某個深夜，我做了一個無比清晰的夢，夢見了哥哥。他面帶微笑地走進了我的臥室，轉過身來，向我展示他頭上的傷口——那是一個從右後腦勺貫穿到左眼窩、以及右太陽穴附近的恐怖彈孔。他身上的白色襯衫，已經被乾涸的鮮血染得一片漆黑。我心頭一緊，心想他明明帶走了一整皮箱的厚衣服，在這麼寒冷的深夜裡，怎麼只穿著一件單薄的碎裂襯衫呢？我急忙坐起身來，想拉住他、對他說話。

就在這時，哥哥彷彿在我耳畔呢喃低語了一句：「阿德，接下來的一切，就拜託你了——」下一刻，他的身影便如煙霧般消失無蹤。

這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夢見哥哥。

我沒有把這個夢告訴妻子，也沒有告訴女兒。我選擇獨自一人，在內心最深沉的角落徹底放棄了希望。我認清了現實：哥哥已經被當眾槍決了。實際上，如果頭部中了兩槍正規軍隊的步槍子彈，應該是瞬間死亡吧。如果是瞬間死亡，至少他在臨終前沒有遭受太多非人的折磨，這成了我心中唯一、也是最卑微的自我安慰。

我們家，最終也沒有為哥哥舉行過一場正式的葬禮。因為我們既沒有他的遺體，也沒有他的遺骨。況且，在那個白色恐怖初期，若是大張旗鼓地辦葬禮，難保不會被當權者解讀為對政府的抗議與挑釁。在父母和其他兄弟的萬般顧慮下，最後全家只在郊外的一座佛寺裡，辦了場極其簡單的法事，便匆匆收場。

從台北傷心回來的嫂嫂，之後便帶著孩子，在王家的大家族中寄人籬下地生活。當時她才二十六歲，風華正茂，但她從小接受傳統娘家母親的嚴格庭訓：「女子一旦出嫁，縱使不幸成了未亡人，也絕不可改嫁，必須一生為丈夫守節。」 她那出生於日本京都的長子當時才四歲，而前年底才在台北出生的次男，還是一個不滿一歲、在搖籃裡哇哇大哭的嬰孩。

為什麼哥哥非得被捕、非得被殺不可？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確切的官方原因。雖然他在戰後擔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時，因悍然簽發逮捕令、揭發極具背景的新竹市長郭紹宗貪污案（即歷史上著名的『新竹私產案』）所引發的政治報復，被公認是主因之一，但當時死在國民黨槍口下的台灣人，多的是毫無理由便被抹殺的冤魂。

事件過後的四月一日，政府的機關報《新生報》發表了這樣一篇令人心寒的社論：

「本次事件既非政治改革的要求，亦非任何形式的暴動。這純粹是過去接受日本奴化教育者的盲動，是日本精神的餘毒在作祟而已。」

難道，僅僅為了清除所謂的「日本精神毒素」，國民黨政權就必須將我們這一整代在日本時代培育出來的台灣知識菁英，悉數從地球上抹去嗎？

這場事件中被殺害的同胞數據說高達三萬人。直到今天，確切的死亡數字依然被掩蓋在歷史的迷霧中。當時台灣的總人口不過六百萬人，等於有整整〇．五％的人口在一瞬間遭到政府軍隊的屠殺。如果將這個比例換算成當時拥有一億人口的日本，相當於在一個月內有五十萬名國民被自己的政府軍隊殘殺。在一個非戰場的正常文明社會中，短短一個月內有如此龐大數量的居民慘遭國家機器的軍隊虐殺，那種鋪天蓋地的政治恐怖，實在筆墨難以形容。更何況，死在槍口下的既非盜匪也非惡人，全是一群心地善良、滿懷理想的知識分子與熱血青年。台灣在這場災難中所失去的，不僅僅是人口的「數量」，更是整個民族往後數十年無法復原的優秀「質量」。

相較之下，國民政府官方公布的外省人方面損害，死者人數為三百九十八人。

恐怖政治的序幕
二二八事件中外省軍隊那種超乎文明底線的殘酷手段，徹底嚇得台灣人魂飛魄散、噤若寒蟬。在活命的威脅面前，此時猖獗的通貨膨脹或大失業潮，彷彿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每天清晨醒來發現自己還能保住腦袋，光是這點，就不得不跪在大廳向蒼天謝恩。剩下的人生，不過是在特務的夾縫中，尋找一點點微小的家庭幸福，聊以慰藉這令人絕望的憂患人世。

然而，對當權者那種深入骨髓的憎恨與敵儾之心，已在這一刻，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位台灣人的靈魂深處。總有一天，我們絕對要擺脫中華民國的枷鎖，建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獨立國家——這個念頭化為堅不可摧的鋼鐵誓言，被我死死地封印在內心最深處。

二二八事件過後，政府無情的政治清洗與彈壓並未結束。國民黨政府食髓知味，再也毫無顧忌。不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還是僅僅期盼台灣獨立的人，只要你的大腦裡抱持著一丁點反抗當權者的思想，一律逮捕、嚴刑拷打、秘密監禁並送上刑場處決。這場長達數十年的「黑色恐怖（白色恐怖）」，自此正式演變為常態性的統治手段。

因為不知道如果家裡的藏書被查抄出來、會被扣上什麼叛亂罪名，妻子的哥哥們在一個漆黑的深夜，用牛車將我心愛的滿屋藏書秘密載到鄉下的舊宅，小心翼翼地藏進了天花板的頂棚內。我再也無法自由地在報刊上發表戲劇劇本，只能將自己偽裝成一個安分守己、不問世事的中學教師，低調度日。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的知識分子階層人人自危，多過於神經過敏。大家每天開口前，都在舌尖上深深咬碎中國那句古諺——「禍從口出」。如果是自己行事不慎引來災禍倒也罷了，但可怕的是，在那個年代，有時你明明什麼都沒做，只要別人的一句誣告，憲兵特務的冰冷手槍就會在半夜敲響你的房門。當時文人朋友之間常私下告誡：絕對不要輕易讓不熟的訪客進屋；走在路上時，每過一個街角，就要假裝蹲下身來解開並重新綁好鞋帶，藉此眼角餘光注意背後是否有國民黨的特務在尾隨盯梢。

在那個年代，要陷害你的職場競爭對手，是一件世界上最輕而易舉的事。只要你在一張白紙上寫下：

「某某人思想左傾，似乎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
「某某人私下發表言論，帶有強烈的台灣獨立思想。」

將這張匿名信投入特務機關的檢舉信箱，幾天之內，你的對手就會徹底從這個世界上人間蒸發。當時的警察與保密局特務甚至在報端狂妄地宣稱：「寧可錯抓一百個嫌疑犯，也絕不放過一個真正的可疑分子！」

畸形的教師生活
從我家散步走到位於台南市東大門邊的台南第一中學，頂多只需花不到二十分鐘的步程。但每天通勤途中經過的「亭仔腳（騎樓）」商店街，到處都還是二戰末期被美軍轟炸後殘破不堪、鋼筋外露的廢墟模樣，政府根本無力重建，讓街道大為失去了原本的繁華功能。路旁原本種滿大葉桃花心木的林蔭大道，許多粗壯的樹枝也被貧困的市民砍去當成廚房的柴火，光禿禿的，再也無法為行人提供多少炎夏的綠蔭。

我家門前原本在日本時代繁華的「本町通」，戰後被政府強行取三民主義之一，改名為毫無在地歷史情感的「民權路」。由於鄉間進城的牛車那沉重鐵輪的無情輾壓（這在日本時代是有嚴格噸位與路線限制的），原本平整的柏油路面被破壞得滿目瘡痍、凹凸不平，每逢雨天便是一片泥濘。

在改成兩個小時的「中國式」長午休時間裡，那群從大陸調來的外省籍教師，中午一放學就會立刻回到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豪華學校宿舍裡，大睡午覺。起初，我們台灣籍老師還抱持著日本時代的敬業精神，覺得在學校放空會對不起學生，但久而久之，看著大環境的腐敗，大家也跟著心灰意冷地模仿起來，中午紛紛回自己家歇息。我也演變成了那個模樣。由於走路來回要花上四、五十分鐘，根本沒辦法好好午睡，於是我一狠心，買了一輛腳踏車通勤。

說來諷刺，半年前當我月薪還是八萬元的時代，我花出了整整七萬元的天價買下這輛腳踏車。如今據腳踏車行老闆的驚呼，因為惡性通貨膨脹，這輛二手車現在在市面上據說已經飆漲到了一百二十萬元。而我身為中學正職教師，這個月的全部薪水卻只有區區的六十萬元。二二八事件過後，這個政權的惡性通貨膨脹依舊像脫韁野馬般，毫無止境地將台灣人的財富洗劫一空。

根據教育處戰後頒布的新規定，中學專任教師的法定上班時間是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除去兩小時午休，一天需在校服務滿七小時。我本是個法治觀念強烈、自律甚嚴的台灣人，起初幾個月都極其認真地遵守規定在辦公室批改作業。然而，那群外省籍老師只有在自己有課的那個小時才會在教室露面，上完課立刻拍拍屁股走人，即便如此外省籍的校長也從不責怪。看著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怪象，包括我在內的台灣籍老師很快就心灰意冷，跟著集體「中國化」了——沒課時大家便心照不宣地集體早退。我也經常缺席早上的升旗典禮。心想年終的考績大概會被校長打得很難看吧，但也早就抱著去留無所謂的邊緣心態了。

老實說，我內心根本不想唱那首強加給我們的國歌，光是看到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空中飄揚，我胃裡就一陣反胃作嘔。高中部的學生們更是聰明，升旗時大半冷著一張臉擺出不干己事的模樣，只是木訥地呆站著。外省籍的訓育主任就會像看守所的看守一樣，拿著藤條在隊伍間巡視，一邊粗暴地推搡學生、一邊強迫大家開口發出聲音。

中華民國國歌的歌詞裡第一句雖寫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但當時私底下，聰明的學生們都會故意模仿拙劣的北京話發音，嘲弄地將它唱成「專門取利（Zuan-men-qu-li，意即這群當官的只會專門謀取私利）」；更有學生在寫作業時，故意把「三民」的「民」字，移花接木寫成「睡眠」的「眠」字，藉此在台籍師生間引發一陣會心的苦笑。

即便在這樣的小小校園裡，據傳不論在老師還是學生當中，都安插有特務（情治單位的學生密探）存在，在陰暗處睜大眼睛監視著師生的一言一行。

既然已經娶妻生女、成家立業，我理應為了妻女的安全，在講台上扮演一個唯唯諾諾的順民。但每當我站在講台上，看著台下一雙雙台灣年輕人純潔無邪的眼睛，我骨子裡那股反骨精神與知識份子的良知，便會不可抑制地抬頭。我常常在歷史課上，用極其幽默且辛辣的隱喻，諷刺、挖苦當前時政的無能與貪腐，在講台上與學生們分享那短暫、卻驚心動魄的秘密快樂。

此外，在講授世界歷史和台灣地理的時間，我總會藉機巧妙地鼓舞台下學生的台灣人主體意識。在課堂上，我故意不講當局強推的國語（北京話），而是刻意用純正流利的台灣話來授課。台灣話充滿了文學的節奏感，且擁有豐富、足以微入裡細的細膩情感表達方式，在文人眼中，那是世界上最適合用來述說悲壯歷史的語言。

我深入淺出且風趣地向這群南台灣最具天賦的學子們講述作為台灣人應有的歷史自覺、以及何謂真正的公義。這番話，在他們年輕的心靈裡埋下了不可磨滅的種子，帶給了他們一生的命運巨大的影響。當時坐在我台下聽課的這群台南一中教子中，後來有相當一部分人，在長大後毅然決然以留學生的身分，在美國和日本頂著黑名單的威脅，一生投身於台灣獨立運動。

「共產黨支部」的死亡誘餌
二二八事件結束後不久，我的家裡，開始陸續收到寄給我的神祕地下文書。一封接一封，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誰、在什麼樣的深夜、又是怎麼躲過街頭宵禁，將信件塞進我家臨街店鋪大門那道狹窄的門縫裡的。但在這座王家的偌大老宅院裡，信封上清清楚楚、指名道姓只寫著我「王育德」一個人的名字。

戰戰兢兢地拆開信封一看，落款赫然寫著類似「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黨支部」之類的恐怖名稱。我關上房門偷偷讀完後，內心一陣熱血沸騰，但隨之而來的，卻是無邊的恐懼與不安。在那個年代，這對寄信的人和收信的人來說，都是一旦曝光就會立刻掉腦袋的滅門大罪。起初，我由衷佩服竟然有如此勇敢的革命烈士，與二二八後嚇得閉門隱居、只能在課堂上發發牢騷的我相比，他們勇敢太多了，而且實際上正在從事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地下武裝工作。受到這群地下革命黨人的看重，我虛榮的內心深處，甚至隱隱感到一絲被認同的自豪。

然而，隨著這種怪文書如幽靈般週週按時送達，我的理智終於戰勝了感性，我開始感到極度的恐懼。這種事情遲早會敗露。一旦被保密局特務查獲，等待我的絕對是無情的逮捕與當眾槍決，這點我心知肚明。我心想，自己明明不是共產黨，如果僅僅因為家門口被塞了這種怪文書就被送上刑場槍斃，未免也太過冤枉與愚蠢了。而且這樣源源不斷、準確無誤地送到我家，我開始懷疑這會不會根本不是共產黨寫的，而是國民黨情治單位故意設下來刺探我的「釣魚圈套」？正因為是特務在背後主導，信件才能在全城戒嚴的夜裡，如此準確無誤地送到我家大門口。

到了最後，我漸漸從恐懼轉為無比的厭煩。信裡寫的內容大同小異，不外乎是號召台灣知識份子拿出革命勇氣、蔣家政權崩潰在即、呼籲我立刻宣誓加入地下武裝組織等等。雖然口口聲聲叫我加入組織，但卻從未有過任何一個活生生的組織聯絡人出現在我面前。

就在我每天提心吊膽、在內心瘋狂期盼對方別再寄來的時候，不知從何時起，這條黑色的地下信件終於斷了，這讓我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大口氣。然而，曾被這種政治死亡誘餌盯上的陰影，卻成了我心中經年累月、揮之不去的沉重精神負擔。
在無數個失眠夜裡苦惱該向誰傾訴這份隨時可能招來殺身之禍的擔憂後，我最終選擇了蘇校長——他是一位飽讀詩書、也是我在這所學校裡最信任的一位外省籍知識份子。有一天下午，我鼓起全身的勇氣走進了校長室，將房門死死反鎖，向他坦白了這一切。

「王先生，我很理解你此刻面臨的恐懼。但這件事情，已經遠遠超出了我一介書生校長的能力範圍了。」聽完事情的原委後，蘇校長面色凝重，無奈地長嘆了一口氣。

亡命天涯
「校長，那麼……如果您改天從高層那邊，提早聽到情治單位要來學校逮捕我的風聲，哪怕能提前五分鐘派人通知我一聲，讓我有機會從後門逃跑，我王某人這輩子也感激不盡了……」我近乎哀求地看著他。

「王先生，那種事情，在現在的台灣也是辦不到的啊。」校長壓低聲音，眼裡閃過一絲恐懼，無奈地說：「你難道不記得，之前教英語的林傑老師嗎？」

「記得啊，他一個月前不是因為家裡有事，向學校提交辭呈回去了嗎？」我一愣。

「他不是辭職。是在一個深夜，在教職員宿舍被特務秘密逮捕的。罪名是涉嫌左傾共產黨。」校長搖搖頭。

「什麼！我當時完全沒有聽到任何風聲……他真的是共產黨員嗎？」我倒吸一口冷氣。

「這在現在的台灣，誰知道呢？」校長苦笑一聲，接著說：「那之前教外國地理的林祖平老師和黎清老師，你也認識吧？」

「認識，我們私下關係還不錯，但他們兩週前不是也相繼辭職了嗎？」我心頭開始劇烈狂跳。

「他們兩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在學校裡被便衣特務強行架走的。一個在正在上課的教室講台上，另一個在教務處辦公桌前。特務甚至連讓我這個校長簽字的程序都沒有。」校長嘆息。

我聽完，整個人癱坐在椅子上，只能不斷地嘆氣。告別校長走回校園裡，仰望著南台灣刺眼的晴空，我從靈魂深處發出了無力的悲嘆。

終局的大限，發生在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六月末的一個星期六，當時結業式已經臨近。

星期六本是導師要批改完並發還學生「週記簿」的日子，但那天清晨，本該整齊放在我教職員室辦公桌上的高中三年級、共一百二十冊的學生週記簿，竟然不翼而飛了。我驚慌地抓來校工詢問，校工唯唯諾諾地回答說：「早上校長先生突然說想親自審查學生的思想，所以一大早就叫人全部搬去校長室了。」

這下徹底全完了。在那個年代，週記簿表面上是輔導，實則是情治單位用來監控師生思想動向的政治工具。高中三年級正是多愁善感、對現實充滿批判的熱血青年，這群孩子對外省官員的暴政充滿了憤怒，並在週記裡毫無保留地向我吐露了心聲。在同樣身為台灣人的我和學生之間，這本週記本簡直就像彼此信任的「交換日記」一樣，記錄了無數大逆不道的真情告白。如今，這一百二十本鐵證落在了校長——甚至是校長背後的特務手中，萬事休矣。

我一邊瘋狂地懊悔自己的粗心大意與保護不周，一邊懷著重如泰山的沉重腳步，面色鐵青地走向教室。

站在講台上點名時，我發現從昨天開始缺席的陳文生同學，今天依舊空著座位。他是一個在二二八事件時，親眼目睹親人被中國兵打得體無完膚、從此內心留下巨大創傷、變得叛逆邊緣的孩子。

「陳文生今天又是無故缺席嗎？」我話音剛落，班長便神色極其凝重地站了起來。

「老師，陳文生同學……被抓走了。」

「你說什麼？！」我整個人僵在講台上。

「就在前天深夜，他在家裡被便衣特務強行戴上黑頭套抓走了。」

「那後來呢？他現在人在哪裡？」

「聽說，當晚就被押上火車，送到台北的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警總）黑牢了。」

「發生了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早點通知我？！」我大聲責問。

這真是繼週記簿失蹤後，命運帶給我的又一記致命重擊。我這才恍然大悟，校長今天早上為什麼會突然聯絡要審查學生的週記簿，看來特務的魔爪，早就已經在學校周圍佈下了天羅地網。

「因為陳君的父親嚇得魂飛魄散，臨走前哀求全班同學千萬不要聲張，他擔心如果被學校或當局知道，陳君會被立刻開除學籍，這輩子就徹底毀了……」班長流著眼淚低下頭。

雖然我極力安撫這群躁動不安、陷入恐慌的學生，但其實此時此刻，我自己才是全校內心最為動搖、雙腿最為發抖的那個人。正當我努力按捺下狂跳的心臟、準備翻開課本開始上西洋歷史時，校工突然慌慌張張地跑到教室門口，上氣不接下氣地對我喊道：

「王老師！行政辦公室那邊有十萬火急的家屬會客，叫你立刻過去！」

在上課時間粗暴地打斷授課、傳達會客，這是極其罕見且危險的特例。難道，逮捕我的特務魔爪，竟然在這一分鐘就找上門來了嗎……？走出教室，走在長長的走廊上，我的手腳開始止不住地劇烈顫抖。我走到中央樓梯口，戰戰兢兢、屏住呼吸往樓梯下方窺探——在那裡焦急等待我的，幸好不是身穿制服的憲兵特務，而是我親弟弟育彬。

「什麼啊，原來是你這個傢伙！你差點把我當場嚇死！」我整個人虛脫地靠在欄杆上。

「哥！黃昆彬（註：此處內文為黃昆彬，旁註片假名為施坤彬）被秘密逮捕了！」

連讓我鬆一口氣的時間都沒有，育彬面色慘白如紙、眼神裡充滿了絕望，一把衝上樓梯抓住我的手臂。看得出他是一路從火車站瘋狂踩著腳踏車狂奔而來，整件白襯衫都被汗水徹底浸透了。他警惕地環顧四周確認空無一人後，用近乎蚊子的氣音在我耳畔顫抖著耳語。

「什麼……！這是真的嗎？！什麼時候的事？！」我整個人如遭雷擊。

「就在三天前。聽說是在他隱姓埋名、躲藏了整整兩個月的新竹田舎（鄉下），被保密局的特務按圖索驥抓走的。他的同伴剛剛透過秘密渠道寫信到台南通知我的！」

弟弟此時此刻面部肌肉劇烈抽搐著，眼眶通紅，簡直快要在走廊上當場哭出聲來。

黃昆彬是育彬從小到大的摯友，也是我執導台南新劇時最核心的演劇夥伴。我的得意門生陳文生與我的生死之交黃昆彬在同一個禮拜相繼被捕，這接下來意味著特務的下一個目標是誰，已經是昭然若揭、呼之欲出了。

「哥，你沒有時間了，現在立刻逃吧！」育彬死死抓著我的手。

不用弟弟提醒，我的理智也瘋狂地尖叫著「快逃」。但看著身後的教室，學校這邊該怎麼辦？我的學生們該怎麼辦？有那麼一瞬間，讀書人的英雄主義甚至衝上腦門，我想著：乾脆就這樣大義凜然地站在講台上，等著特務衝進來把我強行拖走算了！那樣的畫面或許更具悲壯的戲劇效果，更能徹底激發台下這群台灣年輕人的反抗心吧！就算我死在了警總的黑牢裡，說不定也能用我的鮮血，喚醒後繼的年輕人崛起！然而，就在這壯烈一念閃過的下一刻，我妻子雪梅那溫柔的容顏、以及家裡那才出生短短九個月、在搖籃裡對著我微笑的夭折女兒的臉龐，猛然劃過我的腦海。不，我還不能死，我不能丟下她們。

回到教室，原本嘈雜的學生們似乎從我瞬間變得毫無血色的神色中，敏銳地察覺到了暴風雨臨頭的異樣，整間教室頓時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我深吸一口氣，走上講台，看著這群我深愛的孩子們，緩緩說道：

「同學們，這學期的課程也快要宣告結束了。往後的日子裡，就算老師不在身邊，你們自己也一定要挺起胸膛、好好讀書。西洋歷史的期末考範圍差不多都上完了，考試只要看熟你們自己課堂上抄的筆記，就絕對沒問題。在此，老師希望大家，彼此為了台灣的未來、為了這六百萬台灣同胞的幸福，一定要堅強地、一起努力加油下去。懂了嗎？」

我一邊在講台上踱步來回，一邊用這番話代替無法言明臨別贈言，向這群孩子作了人生最後的告別。

下課鐘聲此時刺耳地響起。我草草向學生行了個禮便轉身衝回教職員室，以最快的速度將抽屜裡的所有私人信件與相片清理乾淨。西洋歷史教科書被我整齊地疊放在辦公桌中央，圖書館借的參考書也早就全部還清，我也確定自己沒有欠合作社任何一筆帳目。我叫來熟識的校工，推託說自己突然頭痛欲裂、下堂課改為學生自習，隨後便飛快地奔向校門口的腳踏車停放處。

走出校門的那一刻，我痛苦地回頭望了一眼校舍。我心裡明白，這輩子，我大概再也無法踏入這所我傾注了無數心血的學校了。理智曾問我：難道不該撐到畢業典禮、親手把畢業證書頒給孩子們嗎？他們太可憐了。但那一瞬間，我強行甩開了所有文人的溫情雜念，用力踩下腳踏車踏板，朝家門狂奔。

回到家，年邁的父親正習慣性地把毛筆夾在耳後，在帳檯前劈裡啪啦地撥弄著算盤。我用日本時代留下來的習慣，對他大喊了一聲「我回來了」，便頭也不回地快步走上後棟二樓自己的臥室。我急忙叫女傭去廚房把雪梅和女兒叫上樓。雪梅一推開房門，光是看到我那慘白且滿是虛汗的臉色，身為賢內助的她，便瞬間察覺到了大禍臨頭的死神氣息。

「雪梅，黃昆彬在鄉下被特務抓走了。」我顫抖著說。

「天啊……是真的嗎？！」雪梅捂住嘴巴。

「照我們之前防範於未然、私下商量好的最後計劃行動吧。我還不想死在警總的地下室裡，我一定要留著這條命，親眼看到這幫獨裁爪牙得到應有的報應。現在，我們只能逃了。」

關於這一天遲早會來，我們夫妻未雨綢繆，早就私下流著眼淚商量過無數次了。
「去鄉下躲著？還是逃去香港？」雪梅含著眼淚問。

「當然是去香港。」

「去外婆家的鄉下不行嗎？如果去鄉下，至少我們全家人還能在一起啊……」雪梅拉著我的衣角求我。

「鄉下一點都不安全了。黃昆彬在那麼偏僻的新竹深山裡躲了整整兩個月，最後還不是被特務按圖索驥抓了出來。」

幸好，去年我的摯友邱永漢先生（註：台灣著名文人、首位奪得日本直木賞的台籍作家）已經歷經萬難逃到了香港。他抵達後曾透過秘密渠道寫信給我，甚至曾偷偷派人來台南拜訪我，對我說過：『育德，台灣不是久留之地，你也快點設法逃離這裡，來香港與我會合吧。』當時的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根據中英雙邊協定，只要台灣居民持有中華民國的合法身份證，就可以自由申請出入境前往旅遊。

然而，我內心的真正終點站並不是香港。我是計劃以香港作為中轉站，最終流亡到我度過青春歲月的日本。但是，在當時的台北，我絕不能明目張膽地向政府申請去日本的護照或簽證，那樣做無異於是在向特務機關自我宣告「我有政治逃亡的企圖」。如果是申請去香港，只要名目正當，二十四小時之內出入境許可證就能獲准。

我緊緊抱起襁褓中的女兒，在她的臉頰上留下了一個深吻。女兒的名字「淑芬」（日本名為「曙薫」）是我親自翻遍詩書為她取的。意思是祈願陷入黑暗的台灣，有朝一日能迎來明朗的黎明，希望那「拂曉吐香」的自由日子，終有一天會降臨這座島嶼。

想來真是何其諷刺與悲哀！我一介奉公守法、從未犯過任何罪行的讀書人，如今卻不得不拋下摯愛的妻子與襁褓中的長女，像個通緝犯一樣遠離自己世世代代生長的出生地。這真是徹頭徹尾印證了台語那句古諺——「乞丐趕廟公（Khit-chia̍h kóaⁿ biō-kong，意即外來的乞丐強行趕走了原本供奉在廟裡的主人）」啊！

「你這一去……大概什麼時候才能回來？」雪梅一邊幫我塞衣服，一邊流著眼淚抬頭問我。

「我想不會太久的，頂多一年左右吧。」我強作微笑安慰她。

當時的我深信，國民黨獨裁政府在大陸戰場上節節敗退、被共產黨軍隊打得潰不成軍，連美國政府都對蔣家政權內部的不可救藥與腐敗徹底死心、宣布斷絕一切軍事援助。一個失去了大後方、又失去了美國靠山的流亡政權，在台灣頂多也就能再撐個一年，就會徹底土崩瓦解了吧。到那時，大赦天下，我自然就能光明正大地回家與妻女團聚了。

這筆昂貴的逃亡費用與黑市美金，是雪梅連夜趕回娘家，向疼愛我們的岳父母與親兄弟抱頭痛哭、四處告貸才終於勉強籌措出來的。那張珍貴的飛往香港的機票，也是妻子的哥哥動用所有人脈才秘密幫忙買到的。最終，我以「利用學校暑假期間，前往香港探親旅遊」的正當名目，順利瞞過了情治單位的眼睛，取得了出入境許可證。

在一中學校正式放暑假的第一天清晨，我隻身一人提著皮箱，在台北松山機場搭上了飛往香港的民航客機，騰空而去。

當時趴在飛機舷窗旁、看著台灣美麗海岸線漸漸遠去的我，壓根不曾想到——這一轉身，竟是我此生最後一次踏上台灣這片生我養我的土地。

那一天，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那是南台灣一個萬里無雲、天氣晴朗而平靜的夏日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