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專訪由彌勒熊與紀錄片導演傅榆深入對談。訪談聚焦於她耗時七年完成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解析作品背後的創作歷程、她在金馬獎頒獎典禮上的心聲，以及她作為一位紀錄片工作者，面對政治與自我身份認同的轉變。
得獎一刻：「七年跑馬燈」與「颱風眼」
談到在金馬獎獲得最佳紀錄片的瞬間，傅榆導演坦言，當宣布是她的作品時，她已經在座位上哭泣。她形容從座位走向舞台的過程，就像「人生的跑馬燈」一樣。這部片從拍攝到剪接總共花了七年時間（六年拍攝，一年剪接，剪出了12個版本），得獎是對這段艱辛歷程的巨大肯定。她強調，金馬獎對她而言具有非凡意義。
針對頒獎典禮上引發爭議的發言，導演表示，這並非一時衝動或事先規劃的「爆點」。她長期以來一直想表達身為一個台灣人，特別是面對兩岸關係時的真實感受，這段話其實已在她心中演練過很多次。
面對突如其來的媒體風暴和網軍的批評（甚至在公司其他不相關的貼文下留言謾罵），導演形容自己處於「颱風眼」——風暴中心反而平靜。她沒有立刻接受採訪，因為她需要時間整理思緒，不想在未準備好的情況下倉促回應。
創作初衷：從家庭藍綠到「中國因素」
傅榆導演的創作軌跡始於對政治的困惑和對家庭的探索。她的第一部作品主角是她的父母，探討上一代「華僑」身份在台灣的生活處境。
這引導她拍攝了第二部關於政治的紀錄片《藍綠對話實驗室》，聚焦於台灣年輕一代的藍綠分歧。她坦承自己成長於一個「深藍」家庭，從小以為「全世界都喜歡馬英九、討厭陳水扁」，直到上了大學才開始接觸到不同想法的人，從而經歷了價值觀的「扭轉」。
隨著紀錄片的拍攝和社會接觸的增加，她的政治觀點也隨之轉變。她發現，台灣的政治問題已經無法單純在島內解決，逐漸意識到**「中國因素」**的影響。因此，她決定將視角擴及出去，試圖去認識一些中國學生。
主角的掙扎與導演的介入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主要人物是台灣社會運動者陳為廷和中國學生蔡博藝。
陳為廷的複雜性： 導演表示，陳為廷是一個非常聰明、敢於面對自己並進行深度分析的人，同時具備「領袖魅力」（It Factor）。影片中展現了他在鏡頭前坦誠剖析自我，以及在公眾場合中表現出符合大眾期望的「明星化」狀態，揭示了社會運動者的多重面向。
政治不對等下的友情： 傅榆導演指出，找到像蔡博藝這樣願意公開表態的中國學生非常困難，這也突顯了兩岸政治環境的「不對等」——一個台灣學生很難在中國做與蔡博藝在台灣相似的事。
從「旁觀者」到「參與者」： 傅榆提到，在剪輯過程中，另一位專業導演柯上告訴她：「這部片如果沒有你（導演）就不行。」這讓她被迫將自己作為拍攝主體的感受、困惑與成長放進片中，從一個「冷靜的紀錄片工作者」，變成了一個必須面對鏡頭的「參與者」。這種「精神分裂」的狀態，體現了紀錄片既是觀察也是介入的本質。
民主的困難與紀錄片的可能性
紀錄片也揭示了太陽花學運期間，在議場內部「小總統府」運作的艱辛。由於沒有專業的會議規範，與會者不斷重複討論、難以達成共識，身處其中的人心理狀態十分焦慮，也飽受外界質疑的輿論壓力。導演坦言，她「真切感受到民主的困難」。
最後，傅榆導演反思創作，她認為自己最大的反省是「應該要回到當下的自己」。在拍攝過程中，她往往專注於拍攝對象，而忽略了自己的真實感受。她鼓勵年輕創作者，紀錄片充滿了任何可能性，不應被傳統定義所局限。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她誠懇地呼籲觀眾，不要相信外界對這部影片的各種想像或評論，而要「親自走進戲院」，自己對影片呈現的事實做出判斷，才能理解創作者想表達的真正價值。